1917年4月17日,父亲年近五十、母亲也快四十岁时生下了我。中年得子,两人自是欢天喜地,宴请亲朋,办满月酒,庆祝一番。父母给我取乳名民顺,大概取其平顺之意。又请族祖关翔千给起了大名,按族谱应是升字辈,就取名关升彦,后来父母又觉得叫俊彦好听,就改叫关俊彦,字侠青。我这个名字一直用到二十多岁,到延安后才改名叫黎原。
我七岁之前,家庭情况总体说是比较好的,父母对我非常宠爱。在我七岁时家庭发生了重大变故,父亲患肺癌不幸去世。当时我正在胡家围子随四爷读书。当年父亲带我到县城逃避土匪绑票时,他就觉得胸前憋闷,吐过一次血,但他并不介意,认为心里吃重,调理调理便会好的。日子一久,病情加重。那年月医学落后,农村医疗条件更差,直到父亲病危时也没有请医生,而是找了几个道士来家诊断。道士说父亲是鬼魂附身,只要赶走鬼魂身体就好了。那时在农村还有一个陋习:当病人快不行的时候,是不可以住在卧室的,一定要搬到堂屋搭铺。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道士们将父亲搬到堂屋,绕着父亲敲锣打鼓,念咒语。我和母亲既无助又无奈,只好眼睁睁地望着父亲疼痛憋闷而死。
父亲去世后,家境开始艰难。我尚年幼,生活的重担就都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孤儿寡母,日子本来就过得紧巴,加上我要上学,更是捉襟见肘。记得有一年大年三十,家家都在欢欢喜喜地迎新春,县上来了两个官差,上门要收税款十块银元。当时家里没钱,交不上,官差就是不走,母亲哭了半天,没有办法,只好到亲友家借来五块银元,给了他们才算完事。虽说家境已大不如前,但母亲非常要强,顽强地支撑着这个家,继续供我念书。
父亲去世后,家里没了劳动力,二舅看母亲独自一人支撑着这个家实在不容易,就让他的妻弟来我家做事。他姓朱,叫什么名字我记不得了,我一直叫他朱老舅。
朱老舅家境相当艰苦,除了姐姐嫁给我二舅外,家里一个亲人也没有,只能靠打工度日。因此,朱老舅到我家很知足,什么要求也不提,一年四季只是埋头干活。养牛,喂猪,种地,所有的脏活、累活几乎全包了。平时他很少说话,只知道干活,一天劳作十多个小时,毫无怨言。家里大小事均靠他操持。母亲为了感谢他对我家的帮助,主动出钱帮他讨了老婆,还送了两间房给他安家。我念书之余,有时回到家里总爱往大人堆里钻,听大人谈古论今说闲话。东围子东头豆腐坊是村民们光顾的好去处,炕热、屋暖,还有豆腐的飘香,经常聚在那里谈天说地。我也经常到豆腐坊里去玩,听他们说书、讲故事。
其中陈家兄弟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陈家兄弟四人,家里除了一个菜园子外没有多少地,就租种了我家近三十亩地几十年,同我家关系很融洽。老大陈景彦,为人忠厚正直,很受镇上人的尊重。解放后,他是村贫下中农领导小组的组长。老二叫陈景俊,村民们都叫他陈老二。他年长我十岁,我就叫他陈二哥。陈老二虽然没念过书,却生性耿直,好打抱不平,刚二十多岁,在镇上很有人缘,曾被村民推举为关家店红枪会首领之一。农闲时,他也做些小买卖,穿行于光山、罗山、黄陂等苏区各县、镇,还到过汉口,这在镇子上算是见多识广的能人了。大家都喜欢听他讲故事。他对我很好,有时在豆腐坊里教我念《七侠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书。天长日久,我的读书能力有很大提高。
2、私塾生活
1923年春,我六岁时父母叫我随族祖关翔千读私塾。关翔千是他的字,名凤祥。因为在关家凤字辈中排行老四,父亲叫他四叔,我叫他四爷。他从小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因清末废除科举,他没有参加科举考试。后来便进了武汉政法学堂念了几年新学。四爷为人一向淡泊名利。政法学堂毕业后,由于不会也不愿投机钻营,没有在官场求得一官半职,便回到家乡当私塾先生,教育家乡子弟。到我上学时,他已在镇上教书十余年了。周围数十里识文断字的年轻人大多是他的门生。他也安心教书工作,对现实生活很满足。我经常听他同亲友讲:&ot;我肩不能担,手不能提,能过上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丰衣足食的生活,还有何求?我认识几个字,能教家乡的子弟多识几个字,将来能有出息,我就心满意足了。这也是我的志向和心愿。&ot;他忠厚诚实,性格温顺。在家与兄嫂侄媳一大家人同住,能和睦相处,从未吵过架。四爷平时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有长者之风。四爷对我很好,因四奶有病不能生育,没有亲生儿女,所以四爷非常关心关姓家族的后代,特别喜欢小孩。我幼年时长得还算清秀,也有一点小聪明,四爷就很看重我,把我作为关姓家族的希望和寄托。他常说:&ot;民顺这孩子天资聪慧,关姓几百家中,只有他有希望成材,将来能干大事。&ot;因此,他在学习上对我要求很严,鼓励我刻苦学习,立志成材。在生活上对我也很照顾。我家离四爷家不远,常去四爷家住。四奶怕我着凉,晚上叫我和她睡一个被窝,好吃的也总是给我留着,如同慈母一般。四爷的私塾设在镇中大庙里,学童二三十人。念的是四书五经。我先后学了《三字经》、《百家姓》、《大学》、《孟子》等,很多内容当时并不理解,只是跟着读、背。不知何因,四爷虽然受过新式教育,但从来没有教我们他在武汉学堂学的新知识。我曾多次看到他做数学题,但从未教过我们。我从四爷身上接受的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对旧式伦理道德和生活规范有了一定的认识。那时的中国,军阀混战,社会秩序开始混乱。关家店也经常受到军阀部队的骚扰,加上乡里匪盗横行,老百姓生活日渐艰难。我家生活虽然好一些,但也很不安定,怕兵、怕盗、怕匪。记得我小的时候,父母经常带着我到县城里避难,父亲的连襟也就是周庆云的父亲帮我们在县城租了两间平房住过几个月,待秩序好一些再回家。记得1924年的夏天,一次父母听村里郎中周少白家的长工讲,周少白的儿子周老三干上了土匪,他的同伙听说我家有钱,要绑我的票。父母听后非常紧张,急忙将我从私塾接出来,谎称走舅家,出了关家围子绕了一个大圈子后才直奔县城,躲了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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