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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第1页）

沫若之吻及其他（4）

1971年，郭沫若出版了晚年的重要著作《李白与杜甫》，书中扬李而抑杜。据李一氓说，郭沫若&ldo;写的那个《李白与杜甫》，也是根据毛主席的一些说法加以发挥的。主席好象就说过，他高兴李白不高兴杜甫。&rdo;（见刘茂林、叶桂生等著《郭沫若新论》）。在该书的《李白的家室索隐》这一部分结尾，郭沫若写道：&ldo;一九六四年五月，我曾经去过采石矶，看到了古人所谓的燃犀渚或牛渚。长江边上的太白楼也焕然一新。我当时做了一首《水调歌头》以纪行，抄录在下边，作为本文的结束。

久幕燃犀渚，来上青莲楼。

日照长江如血，千里豁明眸。

洲畔渔人布罶，

正是鲥鱼时节，我欲泛中流。

借问李夫子：愿否与同舟？

君打桨，我操舵，同放讴。

有兴何须美洒，何用月当头？

《水调歌头&iddot;游泳》

畅好迎风诵去，传遍亚非欧。

宇宙红旗展，胜似大鹏游！&rdo;

郭沫若毕竟是郭沫若，什么样的奇思妙想都可能在他的笔下出现。这回，他要邀请李白同泛中流，并且同诵毛泽东的《水调歌头&iddot;游泳》。李白也曾陪伴君王，但若非及时地去廊庙而游江湖，也就只能写出许多&ldo;云想衣裳花想容&rdo;一类的颂圣诗或&ldo;颂妃诗&rdo;，那也就没有可与杜甫并称的李白了。明白了这个道理的李太白，能接受郭沫若兴致勃勃的邀请吗？

2002年6月11日深夜

&ldo;皆起于此夜之会&rdo;‐‐陈独秀为何离开北京大学

&ldo;皆起于此夜之会&rdo;（1）

‐‐陈独秀为何离开北京大学

尽管习惯于用所谓&ldo;必然性&rdo;和&ldo;历史规律&rdo;来解释一切的人不承认历史过程中偶然和巧合的作用，但偶然和巧合仍往往令人怀疑真有一个上帝或一个魔鬼在冥冥中操纵着一切。

1916年11月26日，陈独秀和亚东图书馆的经理汪孟邹等人离沪北上，28日到京，入住前门外的中西旅馆。其时，陈独秀把《新青年》在上海办得很红火，并与汪孟邹等酝酿办一个&ldo;大书店&rdo;，此番便是为此事招股而来。

而恰在此时，北洋政府正酝酿着让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1916年12月26日，北洋政府对蔡元培的任命正式下达，当天上午，蔡元培即亲赴陈独秀所住的旅馆，请陈独秀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据说，陈独秀一开始是推辞的，但蔡元培连续几天登门，并答应可将《新青年》移至北京，陈独秀才接受了蔡元培的聘请。

也正在此时，后来轰轰烈烈的&ldo;文学革命&rdo;正在陈独秀和远居美国的胡适之间酝酿着。陈胡之间书信往还，交换着变革中国文学的看法并已达成基本共识，后来成为&ldo;经典&rdo;的一些观点，此时也已成熟。1916年11月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的胡适，写出了《文学改良刍议》，他将文章复写几份，一份在自己主编的《中国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一份寄给了《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

在接受蔡元培聘请的同时，陈独秀向蔡元培热情推荐了胡适，蔡元培也欣然应允。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上任，1月13日，经教育部批准，陈独秀被正式任命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7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吹响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号角。在紧接着的第2卷第6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更为激进的《文学革命论》。1917年9月10日，留美归来的胡适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自第3卷起在北京出版，在1918年4月15日问世的《新青年》第4卷第4号上，胡适又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ldo;五四&rdo;新文化运动自始蓬勃开展起来。

蔡元培是应教育部之召从法国回国就任北大校长的，陈独秀是应蔡元培之邀从上海来到北大就任文科学长的，胡适是应陈独秀之请从美国回来就任北大教授的。蔡、陈、胡三人从天南地北聚集北大，才有了新文化运动的如火如荼。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蛰居四川江津且贫病交加的陈独秀闻讯写了《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一文，最后一段说：&ldo;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关于重大问题，时论既有疑义，适之不在国内，后死的我，不得不在此短文中顺便申说一下，以告天下后世，以为蔡先生纪念！&rdo;即使可认为&ldo;五四&rdo;新文化运动是&ldo;必然的产物&rdo;，但由什么人来领导和从事这运动，当时的情形和对后来的影响都会大异。蔡、陈、胡的聚首北大，对塑造&ldo;五四&rdo;新文化运动的风貌，意义十分重大。而这三人中，某种意义上最关键的是陈独秀。蔡、胡都是谦谦君子，言行较为温和中正，陈独秀则刚毅勇猛、锐气逼人。由于上有蔡元培、中有陈独秀、下有胡适、周作人等一批教授和傅斯年、罗家伦等一批学生，北大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而这个大本营的核心，则是《新青年》。如果说《新青年》是&ldo;五四&rdo;新文化运动的指挥部，那作为主编的陈独秀则是新文化运动的&ldo;现场总指挥&rdo;。就连胡适后来也一直认为，陈独秀当年的激烈强劲，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是十分必要的。所以，陈独秀的携《新青年》而进入北大，对&ldo;五四&rdo;新文化运动来说意义非同寻常。而陈独秀之所以能被蔡元培如期请到北大，与蔡元培接受校长任命时陈独秀正好在北京&ldo;出差&rdo;、从而蔡可以&ldo;三顾茅庐&rdo;大有关系。倘陈在上海，蔡元培就只能驰函相邀而无由当面劝请，而本来就对来京心有踌躇的陈独秀，或许就辞谢不就了。那样，北大文科学长就只能委诸他人。陈独秀不来，胡适也就难来。就算&ldo;五四&rdo;新文化运动&ldo;必然&rdo;会发生吧，但没有陈独秀和胡适之的新文化运动会是什么模样，实在无从想像。历史的偶然岂可小视哉？从陈独秀对出任北大文科学长的踌躇，也可看出，他来北大之初，是并没有想到会有那样一番大作为的。&ldo;五四&rdo;新文化运动在那时的蓬勃兴起，在一定意义上，可看作是各种因素，包括偶然和巧合，因缘际会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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