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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章（第1页）

我们要明白：民治主义是一种信仰。信仰的是什么呢？第一，信仰国民至多可以受欺于一时，而不能受欺于永久。第二，信仰制度法律的改密可以范围人心，而人心受了法制的训练，更可以维持法治。第三，民治的本身就是一种公民教育。给他一票，他今天也许拿去做买卖，但将来总有不肯卖票的一日；但是你若不给他一票，他现在虽没有卖票的机会，将来也没有不卖票的本事了。

若因为&ldo;组织未备，锻练未成&rdo;，就不敢实行民治，那就等于因为怕小孩子跌倒就不叫他学走了。学走是免跌的唯一法子，民治是&ldo;锻练&rdo;民治的唯一法子！------

胡适强调，必须在民治中学会民治，必须在对工具的使用中学会对工具的使用。胡适相信，制度本身具有着教育功能，它能引导、训练官员和民众逐步理解它和运用它。若说必须等到官员民众都真正理解了一种制度后才去建设这种制度，那就如说必须先学会了游泳才能下水一样荒谬。

通常都说胡适是&ldo;好政府主义者&rdo;。其实，胡适首先是一个&ldo;有政府主义者&rdo;。&ldo;好政府&rdo;是针对&ldo;鸟政府&rdo;而言的。但倘若连一个&ldo;鸟政府&rdo;都没有，倘若社会陷入不同形态的&ldo;无政府&rdo;状态，那所谓&ldo;好政府&rdo;就更无从谈起。在这种情形下，只得先争取有一个&ldo;政府&rdo;。所以，&ldo;有政府&rdo;是针对&ldo;无政府&rdo;而言的。在1921年6月18日的日记中，胡适写道：&ldo;现在的少年人把无政府主义看作一种时髦东西，这是大错的。我们现在决不可乱谈无政府，我们应该谈有政府主义，应该谈好政府主义！&rdo;在胡适眼里，国民党当年的&ldo;一党专政&rdo;、&ldo;以党代政&rdo;，也是一种&ldo;无政府&rdo;。&ldo;政党&rdo;是&ldo;政党&rdo;，&ldo;政府&rdo;是&ldo;政府&rdo;，这二者决不能混为一谈。若是只有&ldo;政党&rdo;的无尚权威，&ldo;政府&rdo;绝对听命于&ldo;政党&rdo;，那就是&ldo;政治不上轨道&rdo;，就是&ldo;无政府&rdo;。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1930年9月3日的日记中，胡适又写道：&ldo;民国十一年，我们发表一个政治主张，要一个&lso;好政府&rso;。现在‐‐民国十九年‐‐如果我再发表一个政治主张，我愿意再让一步，把&lso;好&rso;字去了，只要一个&lso;政府&rso;。&rdo;

鲁迅的不骂蒋介石与胡适的敢骂蒋介石（4）

如果说鲁迅多多少少有一点&ldo;无政府主义&rdo;的色彩，那胡适则绝对是一个&ldo;有政府主义&rdo;者；如果说在鲁迅看来政府换来换去都如同&ldo;变戏法&rdo;，一种形式的政府取代另一种形式的政府，也不过是&ldo;招牌虽换，货色照旧&rdo;，那在胡适看来，不同形式的政府差别甚大，打造一个&ldo;好政府&rdo;则至关重要。

鲁、胡二人不同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态度，决定了他们在国民党一统天下后，对之必然怀有不同的心态和采取不同的姿态。

&ldo;试看最后到底是谁灭亡&rdo;与&ldo;救得一弊是一利&rdo;

作为&ldo;政治怀疑主义者&rdo;的鲁迅，对任何政党都不会很信任，对任何政府都不会很拥护。鲁迅所谓的&ldo;现代史&rdo;，无非就是民国以来的历史。而鲁迅身历的民国史，由北洋军阀当政和国民党当政两个时期构成。对北洋政府，鲁迅是痛恨的，从《记念刘和珍君》等北京时期写下的众多文章中，我们能感受到鲁迅对北洋政府的强烈痛恨。但鲁迅对国民党政权的痛恨却更其甚于北洋政府。1927年国民党的&ldo;清党&rdo;，使鲁迅&ldo;目瞪口呆&rdo;，从此他就对国民党怒目而视。他曾对日本友人增田涉明确表达过对国民党&ldo;清党&rdo;的不能接受，并且说：&ldo;在这一点上，旧式军阀为人还老实点，他们一开始就不容共产党，始终坚守他们的主义。他们的主义是不招人喜欢的，所以只要你不靠近它、反抗它就行了。而国民党采取的办法简直是欺骗；杀人的方法更加狠毒。------打那以来，对于骗人做屠杀材料的国民党，我怎么也感到厌恶，总是觉得可恨。他们杀了我的许多学生。&rdo;（10）这样一种对国民党的分外痛恨和敌视，使得鲁迅不可能与之有任何政治性的合作。鲁迅甚至是以渴盼的心情等着国民党政权的垮台的，在1933年7月11日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中，鲁迅说：&ldo;日本风景美丽，时常怀念，但看来很难成行。即使去，恐怕也不会让我登陆。更重要的是，我现在也不能离开中国。倘用暗杀就可以把人吓倒，暗杀者就会更加嚣张起来。他们造谣，说我已逃到青岛，我更非住在上海不可，并且写文章骂他们，试看最后到底是谁灭亡。&rdo;

对国民党，胡适其实也是相当不满的。早在1922年8月为《努力周报》写的《这一周》中，胡适就对国民党做出了尖锐的批评。陈炯明与孙中山发生冲突后，一些孙派的国民党人便指责陈炯明&ldo;悖主&rdo;、&ldo;叛逆&rdo;、&ldo;犯上&rdo;。胡适特别不能容忍这种指责，斥之为&ldo;旧道德的死尸的复活&rdo;：&ldo;我们试问，在一个共和的国家里，什么叫做悖主？什么叫做犯上？至于叛逆，究竟怎样的行为是革命？怎样的行为是叛逆？蔡锷推倒袁世凯，是不是叛逆？吴佩孚推倒段其瑞，是不是叛逆？吴佩孚赶走徐世昌，是不是叛逆？若依孙派的人的伦理见解，不但陈炯明不应该推翻孙文，吴佩孚也不应该推翻段其瑞与徐世昌了；不但如此，依同样的论理，陈炯明应该永远做孙文的忠臣，吴佩孚也应该永远做曹锟的忠臣了。我们并不是替陈炯明辩护；陈派的军人这一次赶走孙文的行为，也许有可以攻击的地方；但我们反对那些人抬出&lso;悖主&rso;、&lso;犯上&rso;、&lso;叛逆&rso;等等旧道德的死尸来做攻击陈炯明的武器。&rdo;胡适强调的是：陈炯明的反孙行为本身是否合理是一回事，他的行为是否可称为&ldo;悖主&rdo;、&ldo;犯上&rdo;、&ldo;叛逆&rdo;则是另一回事；即便陈的行为是可指责的，在一个共和的国家里，也不能认为这种行为是什么&ldo;悖主&rdo;、&ldo;犯上&rdo;、&ldo;叛逆&rdo;。胡适进一步指出，在国民党内之所以会有这种&ldo;旧道德的死尸的复活&rdo;，乃是因为孙中山是&ldo;用秘密结社的方式办政党&rdo;，因而国民党根基太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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