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虽大有&ldo;肩住黑暗的闸门&rdo;的气慨,但无奈守旧派的炮火太猛烈,尤其面对针对陈独秀私德的攻击,身为北京大学进德会会长的蔡元培虽尽力回护,也终不免有所惮忌。于是,在1919年3月26日夜,蔡元培、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等在汤寓集会,商讨北京大学眼前的处境和怎样应付对陈独秀私德的攻击。这次决定着陈独秀命运、某种意义上,也是决定着中国此后命运的小小集会,个中情形从《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收录的胡适与汤尔和就此问题的通信中有所透露。会议一直开到晚上12时,可见意见一开始并不一致,而争论的焦点则是如何处理陈独秀问题。蔡元培起初是仍主张保护陈独秀,不向以陈独秀私德为要挟的守旧派屈服,但汤尔和却极力主张清除陈独秀,马、沈二人则附和汤。最后决定以体制改革为名,罢免陈独秀的文科学长职务,让陈独秀&ldo;体面&rdo;地下台。亦即废除学长制,成立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的教务处,任命马寅初为首任教务长,这样,陈独秀的文科学长一职也就自然解除。也许是对陈独秀的去职心有不平,几天后的3月31日,蔡元培主持会议做出决定,开除四年级学生张厚载的学籍,&ldo;虽然北大是向来不主张开除学生,特别是在毕业的直前&rdo;(《知堂回想录》)。可以认为,在解除陈独秀文科学长一事上,汤尔和起了主要作用,蔡元培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无奈。石原皋在《闲话胡适》(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中谈及此事时说道:&ldo;沈(尹默)与汤尔和的关系很好,汤是当时操纵北京教育界的主要人物,蔡先生又被他们包围了,以致演出了北大放逐陈独秀事件。胡适在十六年后(一九三六年),对于这事还是愤愤不平,对于沈尹默诸人还是毫不谅解,我才恍然大悟沈尹默与胡适互相攻击的原因。&rdo;香港学人陈万雄在《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联书店1997年版)一书中,说到当时北京教育界情形时,也指出:&ldo;由蛛丝马迹,在北京似有以汤尔和为中心的浙江人士在教育界有左右势力的存在。蔡、陈之进北大,都经由他们策划的。&rdo;如此说来,汤尔和在其时的北京教育界确实是颇有份量的人物,由他来向蔡元培施压,蔡元培也只得有所屈服了。多年以后,汤尔和在致胡适信中这样忆及1919年的&ldo;3、26会议&rdo;:&ldo;发何议论,全不省记。惟当时所以反对某君(按指陈独秀)之理由,以其与北大诸生同昵一妓,因而吃醋,某君将妓之下体挖伤泄愤,一时争传其事,以为此种行为如何作大学师表,至如何说法,则完全忘却矣。&rdo;(1935年12月28日,见《胡适来往书信选》)。&ldo;全不省记&rdo;、&ldo;完全忘却&rdo;云云,当有自我辩解的成份。但这里也透露出,汤某等人当时是主张陈独秀根本就不能&ldo;作大学师表&rdo;的,亦即主张把陈独秀彻底清除出北大的。但最后的决定,是仍保留陈独秀北大教授的职位,这应该看成是蔡元培力争的结果。确如石原皋先生所言,胡适对罢免陈独秀文科学长的&ldo;3、26会议&rdo;,终身恨恨不已,甚至提起来就颇有些咬牙切齿。1935年12月28日,胡适在致汤尔和信中说:&ldo;三月二十六日夜之会上,蔡先生不愿于那时去独秀,先生力言其私德太坏,彼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故颇为尊议所动。我当时所诧怪者,当时小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岂不可怪?嫖妓是独秀与浮筠(按指当时的北大理科学长夏浮筠)都干的事,而&lso;挖伤某妓之下体&rso;是谁见来?及今思之,岂值一噱?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当时我颇疑心尹默等几个反复小人造成一个攻击独秀的局面,而先生不察,就做了他们的&lso;发言人&rso;了&rdo;。(《胡适来往书信选》)数日后的1936年1月2日,胡适致汤尔和信中,又说:&ldo;我并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张政治领袖不妨嫖妓,一我觉得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所谓&lso;公人&rso;(publicn),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自己的私行为也许可以发生公众的影响。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当日尹默诸人,正犯此病。以近年的事实证之,当日攻击独秀之人,后来都变成了&lso;老摩登&rso;,这也是时代的影响,所谓历史的&lso;幽默&rso;是也&rdo;。(《胡适来往书信选》)时隔如此多年,胡适提及&ldo;3、26会议&rdo;,愤慨之情仍溢于言表。值得一提的是,日寇占领华北后,汤尔和即当了汉奸,并出任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这才真是&ldo;历史的幽默&rdo;。几年后汤病死,这一伪职由周作人接任。
&ldo;皆起于此夜之会&rdo;(3)
北大虽保留了陈独秀的教授职位,但以陈独秀的狂傲,岂肯再留。&ldo;3、26会议&rdo;的次日,陈独秀即得知了自己文科学长被罢免,当即便离开了北大。几个月后的6月11日,陈独秀因在公开场合散发自撰并出资自印的反政府的传单而被捕。陈被捕后,胡适、李大钊、等社会各界人士和诸多团体都竭力营救。湖南的毛泽东也在1919年7月14日出版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其中称陈独秀在传单中提出的&ldo;人民有绝对的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权&rdo;等宣言为&ldo;乃人民对于政府最低之要求&rdo;。陈独秀此番在狱中一共关了83天,后被朋友们保释出狱。按警方规定,陈独秀只能在北京活动,不得离京。但据《胡适口述自传》中说,1919年底到翌年初,陈独秀未经警方许可即到武汉做学术讲演,回京后警察找上门来。陈独秀为免再被捕去,先是躲到胡适家,后又躲到李大钊家,再后来,李偕陈逃出北京,在河北乐亭县李的老家躲了几天后,两人乘车南下到上海。在口述自传中,胡适以遗憾的口气说:&ldo;自此以后陈独秀便与我们北大同人分道扬镳了。他在上海失业,我们乃请他专任《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这个&lso;编辑&rso;的职务,便是他唯一的职业了。&rdo;这次的被捕、逃亡和失业,对陈独秀思想和情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他不久后的急剧左倾准备了条件。按胡适的说法,在逃回上海之前,陈独秀其实并无明显的左倾倾向:&ldo;事实上,陈独秀在1919年还没有相信马克思主义。在他的早期的著作里,他曾坦白地反对社会主义。在他写给《新青年》杂志的编者的几封信里面,我想他甚至说过他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没想得太多。李大钊在1918和1919年间,已经开始写文章称颂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了,所以陈独秀比起李大钊来,在信仰社会主义方面是一位后进。&rdo;(《胡适口述自传》)而逃回上海后&ldo;陈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因而自第7期以后,那个以鼓吹&lso;文艺复兴&rso;和&lso;文学革命&rso;[为宗旨]的《新青年》杂志,就逐渐变成个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我们在北大之内反而没有个杂志可以发表文章了&rdo;;&ldo;自1920年1月以后,陈独秀是离开我们北京大学这个社团了。他离开了我们《新青年》团体里的一些老朋友;在上海他又交上了那批有志于搞政治而倾向于马、列主义的新朋友。时日推移,陈独秀和我们北大里的老伙伴,愈离愈远&rdo;。(《胡适口述自传》)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代表魏金斯基(伍廷康)等来到北京,与李大钊接上了头,经李介绍,魏金斯基等人到上海找到了陈独秀,并向陈独秀建议组建共产党。陈欣然接受了此项建议,立即着手进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胡适终身都相信,倘若陈独秀一直留在北大、生活在那批信奉自由主义的&ldo;老朋友&rdo;中间,是不会思想严重左倾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陈独秀如不离开北大,后面的事情便都不会发生。倘仍是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应当不会去独自散发传单;即使去散发传单,以北大文科学长的身份,恐怕也不会轻易被捕;即使被捕了,出狱后仍可回到北大。因此,离开北大是陈独秀个人人生道路的大转折,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现代历史的大转折。而这一切,都起因于1919年3月26日夜在汤尔和寓所召开的会议。出于自己的政治信念,胡适便对这夜的会议永不原谅。在1935年12月23日致汤尔和信中,谈到&ldo;3、26会议&rdo;时,胡适愤愤地说:&ldo;独秀因此离开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lso;左倾&rso;,《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的影响,故不十分&lso;左倾&rso;。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的立场,就更&lso;左&rso;倾了。此夜之会,虽有尹默、夷初在后面捣鬼,然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此会之重要,也许不是这十六年的短历史所能论定。&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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