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ldo;革命知识分子&rdo;对&ldo;革命&rdo;的反思之一(4)
1930年8月,瞿秋白回国。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这次由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夫操纵的会上,瞿秋白又成为&ldo;残酷斗争,无情打击&rdo;的靶子。尽管瞿秋白在会上做了&ldo;诚恳&rdo;的&ldo;自我批评&rdo;,并主动承担此前的三中全会和政治局所犯的&ldo;错误&rdo;,但王明等仍毫不留情地将瞿秋白逐出了政治局。据邵玉健《试析王明一伙残酷打击瞿秋白的部分原因》(4)一文中说,王明等人在会上宣称,向忠发&ldo;是工人同志,他们虽有错误,我们现在决不让他们滚蛋,要在工作中教育他们,看他们是否在工作中纠正自己的错误。如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纠正自己的错误。&rdo;邵玉健文章说:&ldo;之后,六届四中全会的中央连续两次强迫身患肺病的瞿秋白写声明书,公开承认强加给的莫须有罪名。------瞿秋白于1月17日和1月28日两次违心写了声明书。虽然他态度十分诚恳,但王明等仍不依不饶,欲彻底批倒批臭,最后在2月20日,由中央政治局专门作出了《关于1929‐‐1930年中共中央驻国际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硬给瞿秋白戴上&lso;调和态度&rso;、&lso;两面派态度&rso;、&lso;右倾政治意见&rso;等帽子。在生活上,王明中央每月仅发167元生活费给瞿秋白,远低于上海工人的一般工资,仅能勉强糊口,更何谈治病,实际上是欲置秋白于死地。&rdo;被逐出中共领导层的瞿秋白,可谓贫病交加。但即便这样,&ldo;党内同志&rdo;仍不肯放过他。1933年9月22日,已从上海迁到江西&ldo;苏区&rdo;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突然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对瞿秋白进行了毁灭性的政治打击。&ldo;决定&rdo;指责瞿秋白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上发表的一些文章是&ldo;又来偷运和继续他过去的腐朽的机会主义,同时在客观上,他是整个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rdo;并号召&ldo;各级党部对于狄康同志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rdo;。这个&ldo;决定&rdo;传达到上海,上海的党组织立即召开了对瞿秋白的批判会。瞿独伊在《怀念父亲》中说:&ldo;我听母亲说:在一次小组会上,父亲对这样歪曲和污蔑进行了平静的申述,但是宗派主义分子竟蛮横地吼道:&lso;象你这样的人,只有一棍子敲出党外去!&rso;&rdo;(5)在遭受这样的打击迫害后,瞿秋白于1933年9月28日写了《&ldo;儿时&rdo;》一文。细味此文,可知瞿秋白其时的心境,也能明白瞿秋白并非是在成了国民党的俘虏后才开始写《多余的话》的。《&ldo;儿时&rdo;》不长,才数百字,其中说道:
生命没有寄托的人,青年时代和&ldo;儿时&rdo;对他格外宝贵。这种浪漫谛克的回忆其实并不是发见了&ldo;儿时&rdo;的真正了不得,而是感觉到&ldo;中年&rdo;以后的衰退。------衰老和无能的悲哀,象铅一样的沉重,压在他的心头。青春是多么的短啊!
&ldo;儿时&rdo;的可爱是无知。那时候,件件都是&ldo;知&rdo;,你每天可以做大科学家大哲学家,每天都在发见什么新的现象,新的真理。现在呢?&ldo;什么&rdo;都已经知道了,熟悉了,每一个人的脸都已经看厌了。宇宙和社会是那么陈旧,无味,虽则它们其实比&ldo;儿时&rdo;新鲜得多了。我于是想念&ldo;儿时&rdo;,祷告&ldo;儿时&rdo;。
完全可以将《&ldo;儿时&rdo;》视作是《多余的话》之一部分的先期写出和发表。本来早已信仰了共产主义并立誓为&ldo;共产主义之人间化&rdo;而奋斗终身的瞿秋白,现在却感到自己是一个&ldo;生命没有寄托的人&rdo;。在感到生命失去了寄托的同时,瞿秋白如此深情又如此惆怅地怀念起&ldo;儿时&rdo;来。他怀念得之所以如此深情,无非是因为&ldo;儿时&rdo;的人,有着种种寄托生命的可能性,他可以选择做科学家,也可以选择做哲学家,还可以选择做其他各种正当有益而又干净有趣的事业,是因为&ldo;儿时&rdo;的生命是一张白纸,可以在上面画各种各样美好的图画。而他之所以如此惆怅,是因为&ldo;中年&rdo;的他虽感到原有的生命寄托已经失去,但却无由重新选择生命寄托;是因为他感到自己的生命虽像一张画满了错误图案的纸,但却不能把这些图案抹去重来。在瞿秋白如此深情又如此惆怅地怀念和祷告着&ldo;儿时&rdo;时,是多么渴望能从&ldo;中年&rdo;回到&ldo;儿时&rdo;,让生命重新开始;是多么渴望此生的一切原不过是一场恶梦,一觉醒来,仍然躺在母亲的怀里。
在《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下达之后,瞿秋白马上写了这篇《&ldo;儿时&rdo;》,但却并没有马上拿出去发表。想来,其时的瞿秋白对于公开发表这样的言论还有着顾忌。临近年底,中共中央派人向瞿秋白宣布了要他去中央&ldo;苏区&rdo;的决定。要瞿秋白离开上海赴&ldo;苏区&rdo;,实在说不上有什么正当的理由。在政治上瞿秋白已被打翻在地,当然谈不上&ldo;苏区&rdo;有什么工作非他去担当不可,而以瞿秋白的身体状况,无疑留在上海更适宜。但信奉&ldo;残酷斗争,无情打击&rdo;的&ldo;党内同志&rdo;,却偏是既不让他好好&ldo;工作&rdo;,又不容他好好&ldo;养病&rdo;。当时,有人劝瞿秋白以身体需要调养为由争取不去,瞿秋白&ldo;有些怅然&rdo;,&ldo;沉吟了片刻&rdo;,说:&ldo;去,早晚还是要去的,否则有人要说我怕死呢。&rdo;(6)早把命运交给了&ldo;革命&rdo;的瞿秋白自然只能服从&ldo;革命&rdo;的安排。瞿秋白只向中央提了一个要求,即允许夫人杨之华一同前往,但却被莫明其妙地拒绝。对此,有论者这样评说:&ldo;在全党一派无情斗争声中要瞿秋白去中央苏区,是好意吗?他的心情能舒畅吗?于是不准这个重病号要求生死与共的夫人同行,也就可以明白是一种什么样的性质的&lso;决定&rso;了。就是人身迫害!当时有同志实在看不惯,要为瞿秋白申冤叫屈,他马上制止,不准同志为他而去作无畏(谓)的牺牲。这个时候的瞿秋白,如果要讲一句俗话,简直是太窝囊了。然而如若不窝囊一点而表示半点不满,就更没法活了。&rdo;(7)对于瞿秋白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投身了&ldo;革命&rdo;,实际上就踏上了一条不归路,即便在思想上、情感上已与&ldo;革命&rdo;的极大地疏离,在行动上也只得与&ldo;革命&rdo;保持一致。他已经没有为自己重新选择道路的&ldo;权利&rdo;,只能老老实实地被&ldo;革命&rdo;牵着走,哪怕明知前面是&ldo;党内同志&rdo;布下的陷阱,也无由后退。这时,对有着无限可能性的&ldo;儿时&rdo;的怀念一定又袭上心头,于是,在离开上海不久前的1933年12月15日,瞿秋白从抽屉里拿出放了两个多月的《&ldo;儿时&rdo;》,交《申报&iddot;自由谈》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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