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ldo;革命知识分子&rdo;对&ldo;革命&rdo;的反思之一(5)
四1934年1月7日的上海之夜,雨雪交加。就在这雨雪交加中,瞿秋白永别了妻子杨之华,踏上了去&ldo;苏区&rdo;的路。1934年10月,中共中央连同各路人马开始了&ldo;长征&rdo;。瞿秋白当然要求随中央机关&ldo;长征&rdo;。然而,这要求却被断然拒绝。就像当初想留在上海不走却不得不走一样,这回是想跟着走却不准走。当事人之一的伍修权对有关&ldo;长征&rdo;和人员去留问题,曾有这样的回忆:&ldo;有的为&lso;左&rso;倾路线领导者不喜欢的干部,则被他们乘机甩掉,留在苏区打游击。如瞿秋白,何叔衡等同志,身体根本不适宜游击环境,也被留下,结果使他们不幸被俘牺牲,贺昌、刘伯坚等同志也是这样牺牲的。事实证明,象董老、徐老等年高体弱的同志,由于跟主力红军行军,都被保存了下来,安全到达了陕北。&rdo;(8)让瞿秋白这样的人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ldo;打游击&rdo;,真可谓滑稽之至。当然,&ldo;打游击&rdo;是假,&ldo;甩包袱&rdo;是真,&ldo;借刀杀人&rdo;是真。从苏联时期起,&ldo;党内同志&rdo;就一次次地想置瞿秋白于死地,待到1935年2月瞿秋白以&ldo;共党首领&rdo;的身份被国民党军队抓获,他们也就如愿以偿了。对这一切,瞿秋白当然是心知肚明的。明白了瞿秋白投身&ldo;革命&rdo;后在&ldo;革命阵营&rdo;内的遭遇,就不难理解他为何以最后的生命时光来写《多余的话》了。实际上,瞿秋白早有满腔悲哀、屈辱、悔恨渴欲一吐为快。而在此之前,也在按捺不住时有过零星的吐露。丁玲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中说:&ldo;我第一次读到《多余的话》是在延安。------我读着文章仿佛看见了秋白本人,我完全相信这篇文章是他自己写的------那些语言,那种心情,我是多么地熟悉啊!我一下子就联想到他过去写给我的那一束谜似的信。在那些信里他也倾吐过他这种矛盾的心情,自然比这篇文章要轻微得多,也婉转得多。------尽管是迂回婉转,还是说了不少的过头话&rdo;。如果说写给丁玲这些信已经预告着《多余的话》的怀胎;而离开上海前公开发表《&ldo;儿时&rdo;》,则表明《多余的话》已经孕育成熟。
明白了瞿秋白为何写《多余的话》,也就能明白他为何在《多余的话》中写下这样的话:&ldo;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个&lso;戏子&rso;‐‐舞台上的演员,倒很会有些成绩,因为十几年来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lso;剧中人&rso;。虽然,这对于我很苦,得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来面目‐‐躺在床上去,极疲乏的念着:&lso;回&ldo;家&rdo;去罢,回&ldo;家&rdo;去罢!&rso;这的确是很苦的‐‐然而在舞台上的时候,大致总还扮得不差,像煞有介事的。&rdo;&ldo;不过,扮演舞台上的角色不是&lso;自己的生活&rso;,精力消耗在这里,甚至完全用尽,始终是后悔也来不及的事情。等到精力衰惫的时候,对于政治舞台,实在是十分厌倦了。&rdo;&ldo;一出滑稽剧就此闭幕了!&rdo;&ldo;我这滑稽剧是要闭幕了。&rdo;------明白了瞿秋白为何写《多余的话》,也就能明白他为何在《多余的话》中写下这样的话:&ldo;我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的队伍,已经停止了政治斗争,放下了武器。假使你们‐‐共产党的同志们‐‐能够早听到我这里写的一切,那我想早就应当开除我的党籍。------而且,因为&lso;历史的偶然&rso;,这并不是一个普通党员,而是曾经当过政治局委员的‐‐这样的人,如何还不要开除呢?&rdo;&ldo;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lso;同志&rso;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们&lso;同志&rso;的了。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你们的队伍好久了。&rdo;&ldo;永别了,亲爱的朋友们!七八年来,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这种疲乏的感觉,有时候,例如一九三&oicron;年初或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间,简直厉害到无可形容,无可忍受的地步。我当时觉着,不管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现在已经有了&lso;永久休息&rso;的机会。&rdo;------半个多世纪以后,接续着瞿秋白的这种&ldo;感受型反思&rdo;的,是韦君宜。韦君宜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1935年积极投身&ldo;一二&iddot;九&rdo;运动,1936年加入中共,抗战爆发后奔赴延安。1949年后,也可算是中共高级干部。1994年,韦君宜出版了自传体小说《露沙的路》,对于延安时期&ldo;抢救运动&rdo;的残酷无情和荒谬绝伦有深刻的揭示,对知识分子与&ldo;革命&rdo;之间的关系有十分耐人寻味的表现。1998年,韦君宜出版了回忆录性质的著作《思痛录》,对延安时期的&ldo;抢救运动&rdo;和1949后的&ldo;反胡风运动&rdo;、&ldo;反右运动&rdo;、&ldo;大跃进&rdo;、&ldo;文化大革命&rdo;等&ldo;革命运动&rdo;有冷峻的反思。之所以说韦君宜的反思是瞿秋白式的,是因为韦君宜同瞿秋白相似,反思中的思维活动始终不离自己的经历、感受,很少进入抽象的理论思辨。关于韦君宜的反思,已有许多人作过评说,尤其《思痛录》出版后,在思想文化界颇有影响。2001年,大众文艺出版社了《回应韦君宜》一书,其中收录了数十篇对韦君宜的反思进行论说和阐发的文章。因此,我在这里就不对韦君宜的反思多作赘语,只将韦君宜的反思与瞿秋白作些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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