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租界陶尔斐司路吕班路口一座平房内,由于发行的《生活》周刊和其他一些书
刊均有进步言论,很受读者欢迎,因此前往购书的人相当多。蒋介石和戴笠虽很厌
恶这家书店,但因设在租界内不能随便查封,便只好采用各种卑鄙手段进行捣乱。
办法是把一种触发性的爆炸品用报纸包起来和一般书籍的包装差不多的形式,由特
务带到书店放在一个别人不大注意的地方,,偷偷将保险栓拔掉,立即离开。这时
只要有人去动它一下,立刻就爆炸起来。有的读者看到这种纸包,以为是别的顾客
忘了的东西拿去交给书店,有时书店人员在收拾整理时移动了它,炸弹爆炸了,站
在附近看书买书的人以及书店工作人员往往都被炸伤。当时军统还不会制造定时炸
弹,又不便公开甩手榴弹,所以采用这种办法。虽然前后炸过两三次,可是不但吓
不倒书店里的人,而读者反而越来越多。本来这个设在非商业区的一家小书店,自
从一炸再炸之后,却更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和兴趣。这一完全出乎戴笠意外的后果,
使得他不得不下令停止这种作法,改为派人打入书店去进行活动,以便深入了解情
况再从中进行破坏。这一阴谋直到抗日战争开始才停止。
酷刑种种
军统掌握了侦察大队这个公开特务机关后,几乎无恶不作。它所干的一切,连
当时警备司令部也不能过问,尽管杨虎当司令时期他虽和戴笠沆瀣一气,但同样不
能干预这个单位的工作。我记得我带着几个特务绑架刘芦隐先生没有成功,只好以
侦察大队身份变为公开逮捕,可是连这个司令官都事前毫无所知。当事情发生后,
半夜临时找他去补一张手令,他也只好照办。侦察大队完全成为上海区的一个外勤
行动单位,只有在对外应付不了的时候才去找司令。有时为了工作上的方便,特别
是处理一些冤枉被捕的无辜的人时,便找军法处去出面。当时的军法处处长陆京士
和大队长王兆槐,都是杜月笙的学生,两人关系特别深。侦察大队把一些嫌疑犯打
得体无完肤时,最后也送给军法处去交保释放。陆本人是没有不同意的,可是军法
处的一些职员却老在背地发牢骚,说总是替侦察大队&ot;扛木梢&ot;(上海话为替人背
过的意思),实在没有道理。
当时被这个侦察大队逮捕的人,连看守的特务也常常说&ot;只有好好走进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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