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丁玲命运和人格的影响(5)
再批判什么呢?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肖军的《论同志之&ldo;爱&rdo;与&ldo;耐&rdo;》,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还有别的几篇。上举各篇都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主持这个副刊的,是丁玲、陈企霞。
丁玲、陈企霞、罗烽、艾青是党员。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她隐瞒起来,骗得了党的信任,她当了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主编,陈企霞是她的助手。
这些文章是反党反人民的。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艰苦的时期,国民党又起劲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
1957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他文章没有重载。&ldo;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rdo;,许多人想读这一批&ldo;奇文&rdo;。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骗。外国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许想要了解这件事的究竟。因此我们重新全部发表了这一批文章。
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
在延安时期关于丁玲历史问题和《&ldo;三八节&rdo;有感》所说过的话,此时全不算数了。正如毛泽东当年的几句话就让丁玲在&ldo;抢救运动&rdo;中安然无恙一样,在&ldo;反右运动&rdo;中,毛泽东大笔一挥,就使她坠入苦难的深渊。
当年那样重视、珍爱丁玲,如今却将如此可怕的&ldo;罪名&rdo;安到她头上,个中原因实在不易说清。不过,毛泽东这样做,大概不是心血来潮。据陈晋《文人毛泽东》中说,1957年9月,毛泽东就有这样的表现:&ldo;9月底接见捷克斯洛伐克访华代表团时,毛泽东突然谈到了正在接受文艺界大批判的丁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搞文学的很糟,丁玲这样的人,是一个大作家、党员。现在很好,可以把她赶出去了,赶出去更好办,文学艺术会更发展。&rdo;(第435页)
&ldo;他对我怎么样,不管,但我对他是一往情深的&rdo;
1958年1月26日出版的《文艺报》第二期刊出了对丁玲、王实味等人的&ldo;再批判&rdo;特辑,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介绍了这期特辑和所加编者按的主要内容。丁玲当时的心态如何呢?张凤珠在《我感到评论界对她不够公正》中透露了这样的信息:&ldo;50年代她常说:毛主席是真正懂文艺的。也说毛主席了解她。当她从山西回北京后,我曾问过她:知不知道1957年(按应为1958年)&lso;再批判&rso;的编者按,是毛主席修改的?她说:当然知道。对毛主席的文章我们是熟悉的,一看就明白了。她没说她明白以后,是什么样的心态。&rdo;作为一个曾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深受毛泽东重视和珍爱、与毛泽东有着很亲密关系的人,在得知是毛泽东亲手把如此可怕的&ldo;罪名&rdo;安到自己头上后是一种怎样的心态,确实是让人感兴趣的。
丁玲晚年对当初的心态其实有这样的回忆:&ldo;中央某些领导一时听信不真实的小报告,一笔下来点了我的名,我成了大右派,难道他就一点也不了解我吗?我过去那样信仰他,真诚地以为只有他了解我,如今不成为对我自己绝大的嘲弄吗?难道敬爱的周总理、王震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忍心让我去北大荒喝西北风吗?我是决不相信的,死也不信的。我以为只有那么几个人,他们惯于耍弄权术,瞒上欺下,用这样表面堂皇,实则冷酷无情的手段,夺走我手中的笔,想置我于绝地。我在这个小院里,走来走去,压住我狂跳的心。如果不是怕吓坏了王姐,我一定要撞墙,要捶打自己来平息我的愤怒。&rdo;(《丁玲自传》第262‐‐263页)这里的&ldo;中央某些领导&rdo;和&ldo;一笔下来点了我的名&rdo;的&ldo;他&rdo;,当然是指毛泽东。在得知毛泽东做出如此&ldo;绝情&rdo;之举后,丁玲也曾痛不欲生。这时候,她心中是委屈和愤怒相交织。委屈是针对毛泽东的。她一直相信毛泽东非常了解她,而且&ldo;只有&rdo;毛泽东才真正了解她。她的这种&ldo;相信&rdo;并非一厢情愿的主观臆断,而是在过去的岁月中一再被证明过的。在延安时期,当她被监禁的&ldo;历史&rdo;成为&ldo;问题&rdo;时,不是毛泽东表示&ldo;相信&rdo;她是一个&ldo;忠实的共产党员&rdo;么?当她的《&ldo;三八节&rdo;有感》遭到非议时,不是毛泽东强调&ldo;丁玲是同志&rdo;从而把她与王实味区别开来么?面对同样的问题,毛泽东却又如此地不&ldo;相信&rdo;她了。这当然会令丁玲有被误解的伤心和委屈,但这伤心和委屈中丝毫没有怨恨的成份,这伤心和委屈丝毫不能降低和稀释对毛泽东的热爱、信服和崇拜。实际上,丁玲的这份伤心和委屈正植根于对毛泽东的无限热爱、信服和崇拜,或者说,正因为有着对毛泽东的无限热爱、信服和崇拜,才在被&ldo;误解&rdo;后有这份伤心和委屈,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被自己所深爱着的父亲伤害和误解了的女儿的心态。甘露在《毛泽东与丁玲》中,还说到1961年丁玲到北京看病时对她谈起前一年来京参加第三次文代会的事。丁玲说:&ldo;1958年后,撤销我作协副主席的职务,保留了理事的名义。给我这个理事的开会通知是说,我可以来,也可以不来。但我想了一想,我还是来了。文代会开幕那天,在会场上望见了毛主席,我很想走上前去叫一声毛主席,跟他握握手,讲一句话,我没有勇气走上前去,悄悄地走到一边去了。&rdo;也就在这一次,丁玲托甘露找一本《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对毛泽东没有怨恨和愤怒,不意味着丁玲心中就根本没有怨恨和愤怒。丁玲心中的怨恨和愤怒是很强烈的,只不过不是指向毛泽东,而是指向&ldo;耍弄权术,瞒上欺下&rdo;的周扬等人。在丁玲探究自己悲惨遭遇的原因时,她首先想到的当然是周扬。丁玲认为,周扬是必欲置自己于&ldo;绝地&rdo;而后快的,而毛泽东只不过是误信了周扬所进的&ldo;谗言&rdo;才决定把自己&ldo;赶出去&rdo;的。所以,必须把毛泽东和周扬明确区分开来。在毛泽东做出把丁玲&ldo;赶出去&rdo;这一决定的过程中,周扬的确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一点众所周知。在毛泽东做出这一决定的过程中,江青是否也起了作用以及起了怎样的作用,则不得而知。张凤珠的《我感到评论界对她不够公正》中有这样的叙述:&ldo;抗战起后,丁玲组成&lso;西北战地服务团&rso;任团长,开赴晋察冀,1939年又回到延安。逐渐地,生活似乎不再像初到陕北时那样单纯了。丁玲常说她处事太天真,因为考虑不周全,常搞不好人际关系。有两件事她得罪了江青。江青和毛主席结婚时,丁玲收到了请柬,那是周末。恰好延安保育院捎来信,女儿蒋祖慧病了,让她去接。她已和党校借好马,如退掉再去借,很麻烦。她没有出席这个宴请,不料被认为是对婚事的态度。另外一件事,便是她那篇获罪文章,到1957年还要拿出来&lso;再批判&rso;的&lso;奇文&rso;《&lso;三八&rso;节有感》里面有一句:&lso;而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rso;被认为是讽刺江青的。&rdo;对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宴,虽受到邀请却不参加,仅仅因为借马不易似乎不大说得过去。至于《&ldo;三八节&rdo;有感》,丁玲晚年承认,确有讽刺江青之处:&ldo;那时文抗的俱乐部,每逢星期日就有几个打扮得怪里怪气的女同志来参加跳舞。&lso;每星期跳一次舞是卫生的&rso;,说这话的是江青。我不反对跳舞,但看这些人不顺眼,就顺便捎了她们几句。&rdo;(《丁玲自传》第232页)如此说来,丁玲是确实&ldo;伤害&rdo;过江青的。而以江青的心胸,也是完全可能进行报复的。所以,在毛泽东做出把丁玲&ldo;赶出去&rdo;这一决定的过程中,除了有周扬的&ldo;谗言&rdo;外,也可能有江青的&ldo;谗言&rdo;在起作用。而如果情况真是如此,以丁玲的敏感自然能看清楚。这样一来,毛泽东也就多了一个&ldo;替罪羊&rdo;,而丁玲也就更能够原谅和理解毛泽东了。在被&ldo;赶出去&rdo;的二十多年里,丁玲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怀着一种传统的&ldo;逐臣心态&rdo;。这种&ldo;逐臣心态&rdo;的基本表现是,把自己的被放逐视作是争宠中的失败,而自己之所以失败,是因为&ldo;奸臣&rdo;太善于&ldo;耍弄权术&rdo;以致于&ldo;当道&rdo;,是因为&ldo;小人&rdo;太能够&ldo;瞒上欺下&rdo;以致于&ldo;得势&rdo;,因此,全部的怨恨都只应该指向这些&ldo;奸臣&rdo;和&ldo;小人&rdo;,至于对君王,则非但不应该有丝毫怨恨,相反,倒应该表现得更加热爱、更加崇拜、更加忠诚,以自己&ldo;虽九死其犹未悔&rdo;的表现,来向君王、向世人证明&ldo;余心之所善&rdo;和那些陷自己于逆境的&ldo;奸臣&rdo;、&ldo;小人&rdo;心地&ldo;之所恶&rdo;。丁玲也正是因为有着这种传统的&ldo;逐臣心态&rdo;,所以在短暂的痛不欲生后,心情很快平静下来。本来,丁玲在被打成&ldo;右派分子&rdo;后是可以像冯雪峰一样继续留在北京的,想来毛泽东只是要把她&ldo;赶出去&rdo;,而并没有想要把她&ldo;赶下去&rdo;。但在心情平静下来后,丁玲却决定干脆到北大荒去,到社会最底层去。对此,丁玲是这样解释的:&ldo;于是我下了决心了。什么都不说,不问,带着这张&lso;通行证&rso;,壮胆下去,沉在人民中间去,胼手胝足,卧薪尝胆,和人民在一起,总有一天能和人民一样光明磊落地生活。我不相信,北京我是不可能再回来的,天下决不会就由少数这几个人长此主宰摆弄。&rdo;(《丁玲自传》第263页)甘露在《毛泽东与丁玲》中也记述了1961年丁玲到北京看病时自己与丁玲的一段对话。甘露问丁玲为什么一定要去北大荒,已经是五十多年的人了,哪能搞那样辛苦的重劳动。丁玲回答说:&ldo;既然《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载我是&lso;反党&rso;的&lso;右派&rso;头目,我再申辩也无用了。但我相信,将来总有一天全把真相弄清楚的。毛主席不是说过我缺少基层锻炼吗?我就认了,那我就下去,到基层锻炼去,到工农群众中去,比在北京关在屋子里好得多。&rdo;作家、知识分子到基层去,到工人农民中去,的确是毛泽东一贯不遗余力地提倡的。而丁玲以年过半百之身毅然决然地去到北大荒,正是要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坚决&ldo;听毛主席的话&rdo;的,是要显示自己虽身处逆境但仍是对毛泽东无比热爱、信服、忠诚、崇拜的。不过,丁玲的去到北大荒,虽然毅然决然,但却并非&ldo;义无反顾&rdo;。她还是想着回到北京的,今日的&ldo;下去&rdo;,是为了来日更好地&ldo;上来&rdo;。因此,&ldo;下去&rdo;不过是一种手段,一种显示自己&ldo;听毛主席话&rdo;的手段,一种积攒资本的手段,也是一种与周扬们抗争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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