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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第1页）

印度这次大选的结果也说明了民主制度会自下而上纠正政府政策的偏差。当前执政党忽视了大多数印度人民利益的时候，民主制度就赋予印度人民一种有效的机制来纠正政府的政策行为。这是和平的纠正，是人民的选票发生了作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信息通过选票很快反映出来，为未来的执政者提供了决策依据。而在中国，这种纠正的代价很大。因为没有和平的纠正机制，人民依靠的往往是各种集体行为甚至是暴力的集体行为，如工人的示威游行和农民的抗议等。因为不存在信息反馈机制，执政党就很难科学地调整政策来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

由此看来，中国领导层在推行&ldo;以人为本&rdo;的亲民政策的同时，也应该考量如何逐渐发展出民主反馈机制，在政府和人民之间进行沟通。无论各级官员如何真心诚意地为人民服务，唯独民主才不会忘掉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原刊于《信报》2004年6月15日

改革与中共的政治领导权

中共是一个特殊的政党，不仅要执政，而且要领导。从学理来说，执政指的是基于硬力量之上的统治权，而领导权则指的是基于软力量之上的文化或者意识形态力量，党要领导国家各方面的发展。一个强大的政党应当是强统治权和强领导权，并且领导权应当强于统治权。有了强领导权，基于硬力量之上的统治权就会退居次要地位。中国历史上有&ldo;霸道&rdo;和&ldo;王道&rdo;之区分，指的就是统治权和领导权不同的管治方式。笔者曾论述过中共强统治权、弱领导权的现实情况。如何在维持强大的统治权的前提下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权，则是中共自身建设的一个重大任务和挑战。因为组织和意识形态是中共两大主柱，努力的方向也必然包括这两个方面。意识形态或者广义的文化建设属于软力量领域；组织尽管倾向于属于硬力量范畴，但如何来组织党本身则又属于软力量范畴。如何通过政治改革来强化党的领导权，这是一个复杂的课题。笔者这里主要想讨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创新党的理论，二是如何在组织人事方面强调政治家的培养和录用。

党的理论家不应局限于眼前利益

作为唯一的执政党，要达到可持续执政的目标，党的理论或者意识形态建设的政治意义是不言自明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多年来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处于衰落状态。传统意识形态尽管从书面上还有效，但并没有根据时代的需要得到创新，很难解释新的社会经济情况，更难以解决新出现的问题；而新的意识形态的出现并没有现实性。这样，就出现了诸多负面的结果。

没有意识形态引导党政官员，后者就缺少有效的制约。执政党一直在强调法治建设，这些年来运用法律法规管治党政官员的力度有了很大的加强，尤其表现在反腐败方面。但是法律更多是用来追究结果的，即腐败行为，并不能真正引导党政官员走正确的路。况且法治建设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即使法治建设好了，意识形态或者传统意义上的&ldo;德治&rdo;仍然不可缺少。欧洲尤其是北欧国家的清廉除了法治和民主外，党的道德意识是极其重要的因素。亚洲国家经常强调高薪养廉，但这些国家的官员在低薪状态下，也能做到清廉。

党的理论建设不足也使得党缺乏引导国家和人民的话语。执政党似乎忙于日常事务的管理，并不能告诉人民和国际社会国家的发展方向。经过那么多年的经济改革，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终于得到确立，但是政治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意识形态。这样，党政干部没有方向，人民没有方向，国际社会更是对中国发展的&ldo;不确定性&rdo;表现出很大的担忧。党的理论贫乏也经常使得党缺乏软力量来处理和民众的关系。处理和民众的关系既可以用硬力量，也可以用软力量，但是只有软力量才能使民众自觉服从党及其政府的管治。软力量不足，党政官员在处理与民众的关系时，硬力量就会显现出来，这样就会使党和人民、政府和人民经常处于一种紧张状态。

党的理论在革命时代最充分。当时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一大批革命家对党的理论作了方方面面的探讨。尤其重要的是，毛泽东等革命家本身就是工人、农民的有机知识分子。这个条件使得他们的理论在党员干部和民众中间享有巨大的影响力。从很多方面来说，中共是通过领导力量取得统治权的。毛泽东之后的邓小平主要是个实干家，其理论论述并不多，但是邓小平一代仍具有基于革命经验之上的领导力量。在邓小平之后，党的主要领导人也在努力在党的理论方面有所创新和发展。江泽民提出了&ldo;三个代表&rdo;，胡锦涛领导层现在又提出了&ldo;以人为本&rdo;和&ldo;科学发展观&rdo;等理念。这些努力应当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党的理论不足的情况。

但应当认识到的是，依靠领导人个人来发展党的理论的时代已经过去。像毛泽东这样的既是党的领袖又是党的理论家的人物很难再出现。党所面临的社会经济环境甚至党本身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党的理论远远落后于现实的需要。执政党需要培养理论家，为党的长远利益着想的理论家。但是党的理论并非必然要出自于党的特定领导人或者领导群体。党的领导人本身和服务于领导人或者领导层的理论家应当有理论话语，但这些话语更多的是为了应付党的日常事务。党的理论家不应当局限于党的眼前利益，而是要考量党的长远利益和党的可持续发展。没有这样一批党的理论家，党的领导权会弱化。即使在西方多党制下，各党也都会有这样一批从党的长远利益考量的理论家。诚然，这些理论家不必一定出自党内，他们可以来自民间各个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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