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懂得运用忍字,也并非一味忍耐,软得像泥,这种忍耐是没有出息的表现。我们在了解曾国藩的为人处事时,常常可以发现曾国藩总是在忍与不忍之间徘徊、抉择。
曾国藩初任帮办团练大臣时,凡事雷厉风行,此时的他并不想去忍耐什么,但是接下来面临的事实则让他不忍也得忍。
有天,湘勇试枪,误伤绿营中一长夫,绿营借机吹角执旗,列队进攻湘勇,在城墙上的守兵实弹在膛,几乎酿成大变。曾国藩忍气吞声,把试枪的湘勇鞭打了一顿,才算把绿营兵的哗变平息下来。后来,绿营的永顺兵与塔齐布率领的辰勇之间因赌博而发生械斗,提督鲍起豹、长沙协副将清德纵容绿营兵于初六日夜带着兵器,鸣锣击鼓,包围参将府,捣毁塔齐布住房,并列队进攻辰勇。又冲入巡抚she圃中的曾国藩私宅,杀伤他的随丁,直向曾国藩冲去,只是有属员护驾,曾国藩才幸免于难。与曾国藩私宅仅一墙之隔的巡抚骆秉章,历来认为曾国藩所行,异于罗绕典及诸团练大臣,心诽之,然见其所奏辄得褒答,受皇帝信任,没有机会难为他。所以,他对绿营兵冲击团练大臣的重大政治事件,故意不闻不问,听之任之。曾国藩连夜去叩骆秉章的门,诉说此事,骆秉章故作惊讶,说一点不知道。事后他不仅不惩治乱兵,甚至亲自释放了肇事者,使曾国藩进一步受辱于众人之前。于是抚台衙门内外,大多说曾国藩咎由自取,同情者寥寥。
第三部分:坚忍忠诚素著兼有胆识
鲍起豹自六月初到长沙任职后,便到处扬言曾国藩不应操练兵士,且将以军棍施之塔将。鲍起豹&ldo;以清副将为梯附,而屏斥塔游击,大以其操兵为非是,言有敢复操兵者,即以军棍从事&rdo;。鲍起豹还说:&ldo;防堵不宜操兵,盛暑不宜过劳。&rdo;他&ldo;切责塔将,而右护清将&rdo;。对于这种种非难与掣肘,曾国藩愤慨已极。当时,连骆秉章也认为曾国藩&ldo;不宜干预兵事&rdo;。曾国藩遂在给张亮基的信中忿忿地说:&ldo;岂可以使清浊混淆,是非颠倒,遂以忍默者为调停耶!&rdo;他以&ldo;恶夫黑白之易位&rdo;的&ldo;血诚&rdo;,与鲍起豹对着干。因此,该地文武不和,兵勇不睦,集中体现为曾国藩与偏袒绿营兵的湖南地方官的矛盾。这个矛盾如箭在弦上,蓄之既久,其发必骤。曾国藩是清楚这场矛盾冲突的根源的,因此,他最终也只好一忍到底,愤走衡阳。
然而,有时候曾国藩的忍则是出于一种策略或战略的考虑,如他在湖南练勇的时候,虽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了自己练勇、别人统军的主张,但是,真的叫他派勇驰援的时候,他却强调困难,按兵不动。咸丰三年秋冬,因湖北和安徽告急,朝廷曾八次令他援鄂援皖,他却始终找出各种借口,没有派出一将一勇。咸丰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太平军西征尚未抵达时,曾国藩等就收到上谕:&ldo;长江上游,武昌最为扼要,若稍有疏虞,则全楚震动。着骆秉章、曾国藩选派兵勇,并酌派炮船,委派得力镇将,驰赴下游。&rdo;十月初二日又接到上谕:&ldo;曾国藩团练乡勇,甚为得力,剿平土匪,业经著有成效,着即酌带练勇,驰赴湖北,合力围攻,以助兵力之不足。&rdo;十月初五日又接到上谕:&ldo;武昌省垣情形万分危急,……着曾国藩遵前旨,赶紧督带兵勇船炮,驶赴下游会剿,以为武昌策应。&rdo;当时,曾国藩正在衡阳训练他的水陆两师。他与骆秉章商量,拟叫张丞实招募湘勇三千人赴鄂,表示一点意思。正在这时,清军江南大营猖狂反扑,天京危急,西征军受命东援,武昌形势缓解。其后,太平军踞有安庆,分兵陷桐城、舒城,逼近庐州,皖北将再次成为太平军的重要根据地。新受安徽巡抚江忠源,行至六安,病倒了。工部侍郎吕贤基在籍办理团练,被太平军打死于舒城。清军在皖北甚为空虚。咸丰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宋晋奏称:&ldo;曾国藩乡望素孚,人皆乐为效用。请饬挑选练勇,雇觅船只,顺流东下,与江忠源水陆夹击。&rdo;这正中咸丰帝的下怀,当天就下令曾国藩统带楚勇六千,&ldo;自洞庭驶入大江,顺流东下,直赴安徽、江西与江忠源会合,水陆夹击,以期收复安庆及桐、舒等城,并可牵制贼匪北窜之路。&rdo;咸丰帝在手谕末尾加了几句,以表示自己的厚望:&ldo;该侍郎忠诚素著,兼有胆识,朕所素知,谅必能统筹全局,不负委任也。&rdo;按理,曾国藩受命于危难之秋,正是沙场效忠之时。岂料他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的复奏中说了一通&ldo;重以新命委任,天语褒嘉,尤臣子竭忠效命之秋,敢不捐糜顶踵,急图报称于万一&rdo;的陈词以后,又数了许多困难,&ldo;统计船、炮、水勇三者,皆非一月所能办就&rdo;,必须待广东的炮解到湖南,&ldo;明春乃可成行&rdo;。他并在奏折中大谈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合防之道,及以堵为剿之策。咸丰帝看了这份奏章,火了,严厉地斥责道:&ldo;现在安徽待援甚急,若必偏持己见,则太觉迟缓。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以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天下?着设法赶紧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rdo;这段长长的批语,既有褒奖,也有谴责,既有期望,也有怀疑。曾国藩之所以如此迟迟不出省援皖,固有兵力方面的实际困难,也与他的座师被崇伦参劾,不得不出守黄州时给他的信有关。信中说:&ldo;吾意坚守,待君东下,自是正办。今为人所逼,以一死报国,无复他望。君所练水陆各军,必俟稍有把握,而后可以出而应敌,不可以吾故,率尔东下。东南大局,恃君一人,务以持重为意,恐此后无有继者。吾与君相处,固不同也。&rdo;曾国藩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复信说:&ldo;吾两次谕言,不可糙率一出。皆极确当。&rdo;他不率尔东下,显然是遵循了座师的教诲。此时,曾国藩虽已上干天怒,但他仍&ldo;以持重为意&rdo;。对&ldo;赶紧赴援&rdo;的谕旨置之不顾,只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再次陈述各种各样的困难,开脱自己迟缓不援的过失。咸丰三年十二月十七日,江忠源庐州兵败自尽,曾国藩的亲家、侯补知府陈源兖及知县邹汉勋等同时死事。虽然曾国藩出兵不一定可以挽救与太平军为敌的这些人的命运,但是,于鄂皖危急之时,曾国藩不派出一兵一卒,在道义上实在难辞其咎。
第三部分:坚忍将在勇在将死勇死
羽毛不丰满者不足以高飞。曾国藩确&ldo;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相比&rdo;;他羽毛不丰,也确难远援鄂皖。所以他宁担抗旨之罪,宁负见危不救之名,竭力积蓄力量,以求一逞。他在衡阳扯起了招军旗,又广徕所谓&ldo;智浑沉勇之士,文经武纬之才&rdo;,加意训练。同时,兴造战船,筹集炮位,截留饷银,提用槽米,行动果敢迅速。但他几乎是白手起家,楚勇固已赴鄂赴皖,即使罗、王的湘勇也不听他的节制,使得他不得不另起炉灶,艰苦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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