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的&ldo;名誉(3)
我觉得,瞿秋白《供词》与《多余的话》的矛盾,并不很难理解。例如一棵树,某根树枝上有几片绿叶,其他则都是枯枝。说这棵树上也有着绿叶,这并没有说假话;说这棵树满是枯枝,则更是真话。‐‐瞿秋白在《供词》和《多余的话》中对&ldo;苏区&rdo;的两种说法,某种意义上就像对这样一棵树的两种说法。在写《供词》和写《多余的话》时,瞿秋白的心态是大为不同的。《供词》是作为阶下囚的瞿秋白写给过去的&ldo;敌人&rdo;看的自供状,《多余的话》是作为将死者的瞿秋白写给过去的&ldo;同志&rdo;看的诀别词。两篇文字在写作时都有着明确的&ldo;隐含读者&rdo;。《供词》是明确地说给作为敌人的国民党听的,在写作时瞿秋白的脑中眼前会始终有着国民党官员的影子,甚至蒋介石的身影都可能出现;《多余的话》是明确地说给作为过去的&ldo;同志&rdo;的共产党人士听的,在写作时瞿秋白的脑中眼前会始终有着过去的&ldo;同志&rdo;的影子,甚至王明、毛泽东、周恩来这些要人的身影也会时时出现。即便在&ldo;文革&rdo;之后,仍有人认为瞿秋白之所以写《多余的话》,是为了赢得国民党的好感从而达到求生的目的:&ldo;秋白始终存在着一种幻想:他也许能够骗过敌人的眼目,用不着伤害党而把自己保存下来。丑化自己,是他付给敌人的一笔赎款,写《多余的话》,就是他援救自己的一种尝试。&rdo;(5)这也就意味着《多余的话》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作伪,是瞿秋白在狱中演的一出戏,说出的都是最不&ldo;坦白&rdo;最不&ldo;老实&rdo;的假话。当然可以从多种角度证明这种理解的荒谬。而从&ldo;隐含读者&rdo;的角度一句一句地体会、寻味《多余的话》,也是证明这种理解之荒谬的一种有效途径。如果《多余的话》真是所谓&ldo;付给敌人的一笔赎款&rdo;,那它实际上就是写给&ldo;敌人&rdo;看的,它的&ldo;隐含读者&rdo;就是&ldo;敌人&rdo;,然而,一字一句地咀嚼《多余的话》,实在品不出丝毫这样的意味。
细细琢磨《多余的话》,可看出这是一个明确意识到自己会成为&ldo;历史人物&rdo;的人对历史的交待。这种交待的听众首先是过去的党内&ldo;同志&rdo;。当然,有时候也能感觉到瞿秋白是把话说给世人听的,有时候则是说给后代听的,也有几句话是说给亲人听的。《多余的话》中也有这样一段话:&ldo;我写这些话,决不是要脱卸什么责任‐‐客观上我对共产党或国民党的&lso;党国&rso;应当负什么责任,我决不推托,也决不能用我主观上的情绪来加以原谅或者减轻。我不过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总之,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声名十来年,这不是&lso;历史的误会&rso;,是什么呢?&rdo;这番话,可以看成是对世人、对后代说的,也不妨看成是说给国共两党共同听的。至于专门说给国民党听的话,半句也没有。
在《多余的话》中,许多话干脆是对着过去的党内&ldo;同志&rdo;,以第二人称的方式喊叫而出的:
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ldo;同志&rdo;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们&ldo;同志&rdo;的了,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你们的队伍很久了。
唉!历史的误会叫我这&ldo;文人&rdo;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的脱离队伍,不简单的因为我要结束我的革命,结束这一出滑稽剧,也不简单的因为我的痼疾和衰惫,而是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我终究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永别了,亲爱的朋友们!七八年来,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这种疲乏的感觉,有时候,例如一九三零年初或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间,简直厉害到无可形容,无可忍受的地步。我当时觉着,不管全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现在已经有了&ldo;永久休息&rdo;的机会。
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永别了!判断一切的,当然是你们,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
如果说瞿秋白写《多余的话》是在作伪,是在演戏,是在向国民党付一笔&ldo;赎款&rdo;,那就意味着他实际上字字句句都是写给国民党看的,在写作时眼前始终有着蒋介石的影子(因为只有蒋介石才有权决定瞿秋白的生死)。然而,上面的这些话,像是在作伪、像是在演戏、像是在撒谎吗?读这些文字,让人感觉瞿秋白在写下它们时,已经很有些忘情了,他不但眼前没有站着一个蒋介石,甚至根本就忘了是在蒋介石的监狱里。
前面说过,瞿秋白这样的革命知识分子是十分珍爱自己的名誉的。他没有向国民党叛变,就说明他把名誉看得比生命更重。然而,从&ldo;革命&rdo;的立场上看,这篇《多余的话》却又分明是在自我作贱、自我贬损,分明是在自毁&ldo;革命声誉&rdo;,是在对用多年生命建立起来的&ldo;革命形象&rdo;进行不留情的摧残。这该怎样解释呢?对此,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也明确地做出了回答:&ldo;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所以虽然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冒充烈士而死。&rdo;真有名誉心的人首先是一个真诚的人,否则他爱的就不是&ldo;名誉&rdo;而是&ldo;虚荣&rdo;。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说自己多年的政治生涯如同虚假的做戏,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却表现出极大的真诚;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也说自己是软弱的、是缺乏勇气的,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却表现出惊人的肝胆。品味《多余的话》,我感觉到瞿秋白在一字一句地写下它们时,心中有悲哀、有痛悔、有无奈,但又不仅仅只有这些,还有着兴奋、有着痛快;而当他划上最后一个标点符号时,我相信,他感到了难言的舒畅:&ldo;一生没有什么朋友,亲爱的人是很少的几个。而且除开我的之华以外,我对你们也始终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对于之华,我也只露一点口风。我始终戴着假面具。我早已说过: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对于动手去揭穿别人的痛快,就是对于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够揭穿。现在我丢掉了最后一层假面具。你们应当祝贺我。我去休息了,永久休息了。你们更应当祝贺我。&rdo;这是在《多余的话》接近尾声时写下的一段话。揭穿别人的假面具是痛快的,自己的假面具被别人揭穿也是痛快的,而自己动手撕下自己的假面具则更是加倍地痛快。写《多余的话》的过程,就是瞿秋白亲自动手,一分一寸地撕下自己的假面具的过程。因为这假面具戴得太久,已与真实的肌肤相粘连,撕扯的过程中必然要流血,必然有痛楚,然而,也有巨大的快感。撕完之后也必然血肉模糊,然而,瞿秋白宁愿以血肉模糊的真面目示人,也不愿戴着金碧辉煌的假面具进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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