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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第1页）

所以，南部经济是&ldo;增长&rdo;了，但不是&ldo;发展&rdo;了。从表22可以看到，1860年南部农业劳力所占的比例与1800年基本一致。南部没有实质性地发展城市的中产阶级和技术工人队伍，没有能形成可提供多种产品和多种服务的多样化经济。由于南部把奴隶、其他种类的人员和不动产都算作财产，1860年南部白人的人均财产（3978）几乎是北部人均财产（2040）的两倍。南部自由民占全国自由民的30，而在全国最富的人中间，南部占了60。另一方面，南部人均收入估计只有103美元，与北部的141美元相比，低了27。

有些经济历史学家认为奴隶制是有利可图的，但对谁有利呢？当然是对棉花和甘蔗种植园主（烟草、稻米和大麻种植园的利润可能低些）有利。他们的平均投资收益与北部工业企业家相当，而高于北部的农场主。上南部的许多奴隶主也是有利可图的，他们向西南部的兴旺的棉花种植园提供了他们多余的奴隶。但对奴隶来说就无利可图了。有两位经济史学家曾估计过，棉花种植园里奴隶的收入以食物、衣物和住房计算只占种植园生产总收入的22。在奴隶解放以后，种植园的劳务支出与总收入的比例就上升到了56。对于南部的小农场主来说也无利可图。他们被大种植园主从最肥沃的土地上挤走了，也很难从价格不断上涨的奴隶市场上买得起奴隶。

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认识奴隶制经济，那就是看一看这种制度是促进还是阻碍了南部的发展。许多当代的学者对此问题是持否定意见的。南部生活的观察者们，包括到南部访问的法国人亚历克西斯&iddot;托克维尔、英国经济学家约翰&iddot;埃利奥斯&iddot;凯恩斯和到南部旅行的新英格兰人弗雷德里克&iddot;奥姆斯特德，都认为奴隶制造成了南部经济的落后。1831年，托克维尔乘汽船顺俄亥俄河下行，他的左侧是肯塔基，右侧是俄亥俄州，蓄奴社会与自由社会的鲜明对照引起了他的沉思。他写道：

河的左岸人烟稀少，时而看见一队奴隶在半荒芜的田野里懒洋洋地走着。……你会觉得这个社会正在沉睡。但是右岸，从远方传来嘈杂的哼哼者，你可以知道人们正在忙于劳作；田地里长着茁壮的庄稼，……舒适的迹象显而易见。人们看起来是富裕的、满足的。他们在劳动。

1850年代，奥姆斯特德在南部作过三次广泛的旅行，每次都写了书。他对南部的看法也像托克维尔一样尖刻。他说，蓄奴州缺乏&ldo;自由劳力社会的一些特点，如具有众多的不同工种的技术劳力、本地的多种作物市场、密集的居住区和大量的小资产者的存在。&rdo;他还说，如果一个人在离开20年后再回到北部，他会惊奇地发现：

&ldo;改革&rdo;所取得的成就：房屋、教堂、校舍、工厂、铁路、公路、运河和桥梁更好了；人们穿得更漂亮了；文化修养提高了。但是，如果一个旅行者过了20年又重新回到密西西比，他看到的棉花利润所积累的财富是什么呢？种植园主指给他看的不是房屋、图书馆、教堂、校舍、工厂、铁路或任何类似之物，而是他的黑奴‐‐没有任何别的。

南部不能实现现代化和经济独立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没有建立多种经济，即过于依赖一种作物‐‐棉花。1850年代因棉花需求量增加了，使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在国民经济从1837年-1843年的危机中逐渐恢复后，棉花价格从1844年的最低点每磅五美分逐渐上升到1850年代的十美分。种植园主于是不择手段地利用每一寸土地种植棉花，而且棉花产量几乎年年创新纪录。这又反过来刺激了奴隶价格的上涨。1850年代，奴隶价格几乎上涨了一倍，因此占用了南部绝大部分现有资金。一位主张在南部兴办纺织工厂的佐治亚人沮丧地反问道：&ldo;为什么我们要把棉花运到遥远的北方去加工，尔后以如此高价反销到我们这里来呢？这是因为我们把所有的余钱都用来购买奴隶了。&rdo;尽管盛产棉花的南部在1850年代空前繁荣起来，但其经济更加局限于单一作物的农业了。

南部经济失败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南部的社会价值观。

南部的价值观与经济变革

在南部，要求发展工业的呼声常被那些指责企业家伦理观为新英格兰人庸俗的实利主义的声音所淹没。南部人喜欢自我标榜的形象是乡村绅士派，其举止风度是忠厚谦和、热情好客、悠闲自得、善骑猎、对妇女有骑士风度、对同等人尊重、对下等人仁慈。在他们的眼里，新英格兰人则是一批见钱眼开的店小二：精明但无尊严，勤奋但缺少悠闲阶级的风采。一个密西西比人说：&ldo;北方人爱赚钱，南方人爱花钱。&rdo;作家乔治&iddot;卡里&iddot;埃格尔斯顿在回忆他于内战后从印第安纳州到弗吉尼亚州去接管庄园遗产时说：&ldo;我辞别了发展迅猛的、世界性的和万花筒似的西部，前往生活闲逸、环境恬静的弗吉尼亚，那里没有压力感或紧迫感，没有对未来的忧虑，明天要干的事跟今天完全一样。&rdo;

1850年代的许多南部头面人物都同意托马斯&iddot;杰斐逊对农民的赞扬，说他们是&ldo;真实、纯真美德的特殊宝库&rdo;；还同意他关于反对城市工业家阶级的警语，说他们是国家政体上的脓疮。亚拉巴马的一位政治家在内战前夕声称：&ldo;我们没有城市，我们不需要城市。……我们不要工业，我们不期望贸易，不期望有机械的或制造业的阶级。只要我们有稻米、甘蔗、烟草和棉花，我们就有钱买到我们所要的一切。&rdo;1857年，弗吉尼亚州长亨利&iddot;怀斯盛赞奴隶主阶级的绅士风度，说他们&ldo;身居僻乡不失文明；生活欢愉不忘仁慈；在社交中举止稳健、优雅，……有闲暇的时间去提高自己在道德、行为、哲学和政治方面的修养。&rdo;南卡罗来纳的某种植园主十分反对北方所使用的商业、工业、内部改良、城市和改革运动等专门名词术语的进步概念。他警告说，这些&ldo;吱吱喳喳、吵吵闹闹的进步分子&rdo;的目标如要在南部实现，&ldo;只有靠消灭掉整个庄园主阶级&rdo;。这种思想的盛行无疑成了南部经济变革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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