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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第1页）

封藩制是朱元璋强化皇权的一个重要措施。十分可惜的是，由藩王掌握过大的政治和军事权力，是与空前提高的中央集权体制相冲突的。朱元璋并没有想到，在他死后不久，子孙们就大起内讧，祸根便是封藩制。而破坏他北部边防设计的，正是来自皇族内部对最高权力的争夺。

对于这种分封的弊端，一些有远见的大臣早就看出来了，只是很少有人敢公开说。著名的文士解缙率直敢言，他&ldo;数上封事，所言分封势重，万一不幸，必有厉长、吴濞之虞&rdo;。

说得最直接的大概要数府学训导叶伯巨了。洪武九年（1376年）星变，朱元璋按惯例诏求直言。叶伯巨当时以国子生授平遥训，上书直言切谏。他在奏章中明确提出了三个问题：分封血亲诸王及其掌管兵权，皇帝过分依赖严刑重罚；以及皇帝治国和建立制度过于匆忙。就第一点，叶伯巨指出，过分热心地分封诸王可能为将来某一亲王僭位创造条件，他甚至预言燕王终将有争位之举，&ldo;而秦、晋、燕、齐、梁、楚、吴、蜀诸国，无不连邑数十。城郭宫室亚于天子之都，优之以甲兵卫士之盛。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必生觖望。甚者缘间而起，防之无及矣。&rdo;

这份关于藩王危险性预测的奏章，在后来得到了验证。最富有戏剧性的是，当时燕王朱棣还没有就藩，叶伯巨居然就预言到了朱棣将来会谋反。

奏书上后，朱元璋大怒道：&ldo;这小子敢离间朕父子骨肉，速速逮来，朕要亲手射死他！&rdo;

叶伯巨被枷解到南京，虽然侥幸没有被朱元璋射杀，但不久便饿死在狱中。更为不幸的是，叶伯巨所言后来果然成了事实。

朱元璋将军事大权交付给了自己的亲生儿子，总算才放了心。以亲王守边，内地的各个大城市，也都由自己的儿子出镇，每一个王国都是军事中心。这样，虽然京师远在东南，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诸亲王每年秋天勒兵巡边，远到塞外，练兵习武，叫作&ldo;肃清沙漠&rdo;。凡是亲王都参与军务，其中晋王和燕王屡次受命领兵出塞。大将如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都受晋、燕二王节制。军中大小事务由亲王决断，大事才报告朝廷。晋、燕二王军权独重，立功也最多。

朱元璋自以为这样安排，十分周全。但是他没有想到，给儿子过重的军权，会造成皇家的内部矛盾。朱元璋去世后，皇太孙朱允炆继位，皇权与藩王之间积累已久的矛盾便急遽激化。一方面，是朱允炆担心诸王权力过于强大，积极着手&ldo;削藩&rdo;；另一方面，以燕王朱棣为首的藩王们极力要求维护自己既得的权位，最后爆发了&ldo;靖难之役&rdo;。内战的结果是建文帝朱允炆败亡，朱棣夺得皇位，史称明成祖。

朱棣为夺取皇位所发动的靖难之役给北部边防带来巨大的影响，其最关键的就是北边防线出现了两大缺口：一是大宁都司之废；二是东胜卫之撤。

朱棣即位后，对北边的防卫体系重新进行了部署：其一是将诸王防边的体制改变为大将镇守边陲军镇的体制，分别派亲信大将镇守辽东、陕西、宁夏、大同、甘肃、宣府、永平山海六处军事要地；其二是将有威胁的藩王向内地迁徙，或者将藩王的兵权削夺。

其中，对宁王朱权[6]的徙封及大宁都司的内撤对明朝北部边防影响最大。&ldo;天下既定，徙宁王南昌，徙行都司于保定，遂尽割大宁地畀三卫，以偿前劳&rdo;。意思是，明成祖朱棣一方面将原来驻守大宁的弟弟宁王朱权徙封南昌，一方面将设在大宁的北平行都司迁往保定。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报答兀良哈三卫对其靖难之役的支持。

大宁都司的内徙，给明朝的北部边防造成了致命的影响。尤其是大宁都司内迁到保定后，明成祖朱棣没有在大宁之地重新设防。他即位后在北边布置的镇守总兵官中，唯独没有大宁，所以大宁之地在实质上已经被割让给兀良哈三卫。

尽管明成祖朱棣有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放弃大宁，但大宁的不设防，等于在辽东和开平之间的边防线上打开了一个大大的缺口，蒙古骑兵可以从这个缺口自由出入，使得明太祖朱元璋最初设计的北部防线出现了断陷，直至导致后来的动摇。明军北部声势隔绝，最后不得不南撤开平。

在大宁都司内迁的同时，东胜州也作了内撤。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将北边防线上的两个重要都司撤向内地。这样北部的边防就出现了两个大缺口，一个在辽东与开平之间，另一个在大同与宁夏、甘肃之间。由此，开平势单力孤，成为深入蒙古高原的孤岛，三面受敌，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到了宣德年间，明宣宗朱瞻基迫于压力，不得不把开平驻防也撤向了内地。

大宁、开平、东胜州三个重镇的内迁，是明廷重大战略失误，由此对明朝北部边防产生了全局性的影响。而所弃之地则为蒙古部族所占据，成为他们南下侵扰明朝边境的战略基地。

永乐一朝，明朝军力强大，加上明成祖朱棣本人从马上得天下，是个英主，因此终成祖一朝，蒙古始终无力与明军争锋，因而朱棣的&ldo;天子守边&rdo;看起来相当有效。天子守边的重要根基在于居安思危，这个思危的本意，其实就是说大明的京师北京濒临北边边防。

明成祖朱棣死后，明朝再也没有能力对蒙古各部进行大规模的远征。为了防御蒙古，明廷不得不在内移的防线上据险筑城，屯兵防守。于是西起嘉峪关，东到鸭绿江的数千里防线上逐渐形成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延绥镇、宁夏镇、陕西镇、甘肃镇等九个边防重镇，号称&ldo;九边&rdo;，这就是九边的来历。

前沿据点的内移，导致明朝在北边防卫上由主动变成了被动，只能以九边为中心布置军队驻守。而此时明朝的整个防御体系缺乏纵深，对河套地区和长城以外的广大地区失去了控制。蒙古军进入河套地区，构成明朝北边的心腹之患。

更加严峻的形势是，明朝原来的内边变成前线，外险尽失，开门延寇，京师和内地直接暴露于剽悍的蒙古骑兵面前。尤其是大明的国都北京，已经直接站在了国防第一线。而所谓天子守边的根基‐‐居安思危的思想，在明成祖朱棣之后的皇帝们身上，已经日趋淡忘。事实上，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堡被蒙古俘虏事件的潜因，在明成祖朱棣一朝便已经伏下了。

瓦剌军过大同后，大同总兵郭登将军情紧急送往京师。当天，北京全城戒严。

十月初五，明景帝朱祁钰诏诸王派兵入卫。

十月初八，朱祁钰下旨命兵部尚书于谦提督各营军马，统一指挥，将士皆受节制，都指挥以下将官有不奉命的，可以先斩后奏[7]。

当时，各地赶到京师的明军，加上新招募的兵丁，共有二十二万人。因为缺兵少将，于谦急上奏疏，请朱祁钰放出了那些因过下狱的将领，准予戴罪立功，其中便有广宁伯刘安和原大同左参将都督石亨。石亨是一员猛将，善骑射，因之前战败后单骑奔还，被贬官下诏狱。危难之间，于谦大胆用人，熟习军事的石亨被授予重任。

于谦登坛检阅将士后，将各军列阵于京城九门之外。总兵官石亨、副总兵范广、武兴负责守卫德胜门，都督陶瑾列阵于安定门，广宁伯刘安守东直门，武进伯朱瑛守朝阳门，都督刘聚守西直门，副总兵顾兴祖守阜成门，都指挥李端守正阳门，都督刘德新守崇文门，都指挥杨节守宣武门。九门之军，皆受石亨节制。

北京原为明朝第一要塞，建筑格局都是取战时体制。京城九门之中，最重要的当属德胜门。德胜门的名称始于明初。明朝建国之初，明将徐达率军进攻元大都，城破前，元顺帝自大都北门健德门逃走。徐达攻进大都后，将健德门改名为德胜门，有纪念明军取得大胜之意。

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营建北京城时，将大都城的北城墙南移五里，重新修建城门和瓮城。又将原来的土城墙改建为砖城墙，名称还叫德胜门。每逢出兵打仗，明军都要从德胜门出发，由此开赴前线作战，以求打胜仗，暗合&ldo;得胜&rdo;之意；而得胜还朝时，则要进安定门，表明打退了敌人，实现了安定。不过，这只是图个吉利的名头，事实上，明军出德胜门打仗，有打胜仗的时候，也有打败仗的时候。明军在土木堡惨败，便是典型的例子。

瓦剌军从紫荆关和白羊口两路进攻京师的消息传来后，朝廷大震。竟然有言官上奏弹劾已经在紫荆关战死的孙祥，说他弃关逃跑，应给予追究。于谦没有相信。事实上，即使他相信，此时也没有时间来追究孙祥的下落与责任，因为敌方大军已经近在咫尺。

明军战败消息传开后，北京城外郊区的民众一片恐慌，争相收拾行李，拖家带口地逃入北京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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