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纳粹医生准许人营充当奴隶者,过的完全是一种牛马不如的非人生活。无怪乎集中营的传令官、党卫军上尉弗利奇(不久以后晋升为主营副司令官)在向新进入劳动营的囚犯们致&ldo;欢迎辞&rdo;时,毫不掩饰地对他们交底:在集中营的生活条件下,&ldo;犹太人最多可以活一个月,其他人最多可以活三个月……你们想离开这个地方,那只有一条路,就是从焚尸场的大烟囱中飞上天。&rdo;由于女囚的生活、劳动条件往往比男子更差,故此女囚的情况更具有代表性。1943年1月27日被关进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法国女政治犯克勒德&iddot;瓦扬一古久里,两年半以后在纽伦堡国际法庭上所做的证词,足以勾勒出女因在该营中的悲惨遭遇:&ldo;我是与230名法国妇女同车被押往该地的……,230个人当中,只有49人在战后重返法国。一位67岁的老太太,人营4天就因不堪折磨而死去。一位女歌唱家,因为安装了一条假腿,在进行挑选时,立刻被纳粹医生驱赶进毒气室。还有一名年仅16岁的女学生,也很快被摧残死了……到了比克瑙分营,我们被带去进行消毒。我们都被剃光头发,在前臂上刺上囚犯编号;随后又去洗浴,先洗蒸汽浴,再洗冷水澡。当着男女党卫军的面,我们都必须脱得一丝不挂,然后给我们分发了肮脏的破旧衣服,一条粗毛纺的麻袋片似的裙子和一件粗质料的上衣。这个过程持续了好几个小时。&rdo;&ldo;后来我们被带进居住的囚舍。屋里没有床,地上只有一块两米见方的铺板,没有草垫,更没有被褥。
我们在这样的囚室里熬了好几个月,整夜都难以人睡,9个人中的任何一个动弹一下就会打扰别人。凌晨3点半,女看守的嚎叫声就把我们吵醒了。我们在棍棒的殴打下从铺板上爬起来,被驱赶着去参加集合与点名,连濒临死亡的人都要被拖出去。
我们被分成五人一行站队,一直站到东方破晓,在严寒的冬夜中要站到七八点钟。
如果碰上雾天,有时要站到正午,等待穿着党卫军制服的女看守来点名。她们一个个凶神恶煞似的,人人手持棍棒,随意打人凌辱人。一个名叫热尔梅娜&iddot;勒诺的法国女教师,在集合时,竟被女看守打得头破血流。点名之后,才编成大队去上工。
我们在比克瑙的劳动主要是清理被拆毁的房舍、筑路,最艰苦、最折磨人的活儿是排干沼泽。这项工作也最具危险性,整天要赤脚站在水里,随时都有陷下去的危险。
政治部的盖世太保和男女看守时时刻刻都在监督着我们,随便用棍棒打人,指使狗咬人,很多女囚犯活活被咬死。而那个纵狗咬人的女看守陶贝尔却站在一旁幸灾乐祸地狞笑着。&ldo;
&ldo;妇女落到比克瑙这种地方,致死的原因实在太多了,但主要的原因在于缺乏最起码的卫生条件。我们12000名女囚仅有一个供水龙头,水还不能饮用,而且时有时无。这个水龙头偏偏又安装在德国女国的盥洗室里,要通过一道岗哨才能达到。
站岗的都是些罪犯出身的德国女卡波(即囚犯工头),她们寻找一切借口拼命毒打我们。因此,对女人来说不可缺少的洗澡和洗衣,在这里几乎是不可能的。3个多月过去了,我们未能穿上一件于净衣服。碰上有积雪,我们就化雪水洗涤;春天来了,我们就在上工路上找个水坑,连洗带喝,洗衬衫又洗裤子,最后还要洗手洗脸。
我们渴得要命,由于每人每天只能分到两次1/8升的草汤水喝,有的难友活活渴死了。&ldo;
不要以为进毒气室只是犹太妇女的专利。1943年以来,集中营当局出台了新政策,所有国家的女囚,包括德国女四中的政治犯,一旦染上重病,同样要被选送到毒气室处死。古久里女士叙述到:&ldo;1943年2月5日清晨3点半,整个集中营的人都被叫醒,集中在营区外的一块开阔地上,而平时的集合地点是在营区内c天上下着雪,我们一直等到5点钟,都饿着肚子。突然,随着发出的一声信号,每个女国都必须一个接一个地穿过一道门。党卫军强迫我们尽力跑快,每个人身上都挨了棍子。那些因太衰老和大虚弱而跑不快的妇女,都被一个个用挠钩勾住,并押送25号囚舍,也就是进毒气室的等候室,女囚们称之为升天之门。这一天,仅我们组就有10个法国妇女被送到25号国舍。死在25号囚室会比死在其他地方更加恐怖。因为关在这里的都是注定要死的女囚,所以只有当伙房有了多余的残汤剩饭时,才拿过来给这里的女囚吃。这意味着她们可能一连几天也喝不到一滴水。许多党卫军都是些淫虐成性的家伙,比如比克瑙女营的长官赫斯勒、党卫军班长刁巴尔,他们连这些即将死亡的女人也不轻易放过。对这些浑身赤裸的女囚又踢又打,放纵凶狠的狼狗,把她们咬得血肉模糊,则是他们取乐的惯常手段。25号四室的院子里,经常摆着成堆的尸体。尸堆中间,不时会伸出一支手或一颗脑袋,试图从尸堆中挣扎出来。如果有的女囚擅自去照料关进25号囚室的女囚,一经发现,她们就会遭到极为严厉的处罚‐‐关进25号囚室,成为同样不幸的受害者。法国女国的地位,在奥斯维辛和其他集中营中是比较高的,享受的待遇尚且如此。那些处于最底层的犹太女囚的命运就更加猪狗不如。法国女囚的居住条件虽然相当简陋,但一间四室内,毕竟只安排9个女因住。而比克瑙的犹太女囚们,住的是不经改造的仓库或马厩,一个国室内要安排1500‐2000人。许多人因面积过于狭小,夜里根本不能躺下,只能缩成一团地坐着。如果像法国女囚那样,每天每人得到两次八分之一的草汤,她们必定会欢呼跳跃,因为她们一千多人每天只能得到一桶水,连喝带洗都用它。她们每天不管犯不犯过失,也会遭到鞭打,党卫军为的是让她们不要忘记自己是犹太人。她们的劳动时间更长,劳动强度也更高。一旦患上疾病,她们没有权利去医院就诊,也不敢求助于纳粹医生,他们正巴不得发现有病的犹太人,以便随时对她们进行特别处理‐‐也就是送进25号四室等死,或带到20号囚室接受心脏注射。因此,患病的犹太妇女只能强忍苦痛,继续劳动,直至筋疲力尽毙倒在地。由于她们是种族灭绝的重点对象,根本就没有生育的权利。不到出现临产前的阵痛,党卫军女看守决不会准许她们中止劳作。婴儿出生后,平时根本不在囚室露面的党卫军医生护士,就闻讯赶来。但他们不是来照料产妇,而是来给婴儿注射毒药针的,这是他们的一项必须履行的职责。遇到喜爱恶作剧的纳粹护士,婴儿的命运就更悲惨,她会把婴儿放到一个僻静无人的房间,听任婴儿活活饿死或冻死;或者把婴儿送到焚尸场的恶魔奥托&iddot;莫尔那里,由他把婴儿抛入火势熊熊的焚尸炉。碰上门格尔这样的杀人医生,生孩子也足以构成死罪,产妇只剩下进毒气室一条路。因此,不少临产的犹太孕妇往往横下一条心,宁可由同情她们的女因医生秘密做人工流产,也不愿让无辜的胎儿到世间活受罪。其实,集中营中的囚犯早已一无所有了。一到奥斯维辛的站台,他们所携带的一切物品即被强行夺走。获准留下工作者,被榨干全部血汗。他们的人格与尊严,根本无人考虑。不但被看守们打来骂去,还被强迫吃掉别人的粪尿。更有甚者,一些党卫军别出心裁地搞&rdo;人狗结婚&ldo;,即唆使受过特殊训练的大型警犬,对三四岁的茨冈女孩进行强暴。不仅如此,恶棍看守还强迫女孩的母亲到现场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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