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者也并非没有理由。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的中国,各种政治宣传运动都已经难以起到人们所期待的作用。自从90年代中期以来,已经有很多类似的宣传运动,如&ldo;三讲&rdo;、&ldo;讲德治&rdo;和&ldo;三个代表&rdo;,等等,但都没有出现中共所期望的局面。这些宣传运动中或多或少包含着建立中共新政治道德的意图,只不过是没有像&ldo;八荣八耻&rdo;观那样明确了然罢了。
今天,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都已经意识到重建中共新政治道德的重要性,但问题是如何来建设这样一种新政治道德。是通过传统式道德政治,还是通过建立适应现代政治生态的制度机制来达成?
以儒家教义为核心的道德政治是中国几千年政治历史的主题。人们没有必要回到久远的过去,看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治就可以明白道德政治的弱点。道德政治在毛时代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主导一切。所有党政干部都要通过意识形态的检验,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意识形态因素是考核干部最重要的指标。同时,意识形态也经常成为党的高层整治党政干部的有效武器。
道德政治说起来好听,但最终都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为人治政治。何谓道德?在政治领域,道德经常演变成为领导人的主观意志,或者对领导人的忠诚政治。领导人可以对道德进行随意的解读,个人色彩变得不可避免,也就是说,政治道德只是高层的政治工具而已。如果道德政治意味着主要领导干部培养下级干部官员的政治道德,约束他们的政治行为,那么有什么样的机制可以培养主要领导干部的政治道德,约束他们的政治行为呢?干部的腐败是个普遍的现象,而各级主要领导干部的腐败更是今天中国政治的切肤之痛。
政治道德需要制度支持
政治道德在任何政治体系中都是极其重要的,无论是民主社会还是非民主社会都是如此。如何保障官员的政治道德?中国具有数千年德治的历史,形成了一整套用来说明官员应当具有的政治道德的理论。但是除了对官员的教育外,中国并没有任何能够有效保障官员政治道德的制度机制。在这方面,中国还需努力学习外国的经验,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验。
在民主国家,尽管有公民的政治参与和透明的政治过程,但民主的政治环境并不足以保障官员的政治道德。所以,很多国家都制定了名目繁多的官员行为准则,并设立独立的道德或者伦理委员会,对官员的行为进行道德和伦理的评估,看他们是否触犯了既定的行为准则。必须强调的是,道德和伦理的评估并不是针对政府官员的思想或者意识形态倾向性,而是针对其实际行为,这样才能避免过分政治化。官员一旦被确认触犯行为道德或者伦理,就要负起责任。
现在应当是中国建立官员政治道德的时候了。但重要的是要意识到,政治道德一方面是制度的产物,同时也应当由制度来保障。不管什么样的道德观,一旦演变成为传统的道德政治,那么其结果不仅不能保障官员的政治道德,反而会造成道德政治下的非道德政治行为。由此看来,如果&ldo;八荣八耻&rdo;观要造就的是新的政治道德,那么必须配合以新政治体制的建设。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6年4月11日
中国民族主义的民族性在哪里?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呈现高涨趋势,体现在各种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社会抗议运动中,包括由北约轰炸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所引发的反美浪潮和日本前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所引发的反日浪潮等。在海外,中国新崛起的民族主义经常被视为中国经济崛起的产物。高速的经济发展造就了中国人民的自豪感。同时很多人也相信,由于传统意识形态的衰落,民族主义正在成为中国执政者所需要的新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来源。中国的民族主义会不会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以及过程中日本和德国的民族主义,这已经成为西方学术界和相关机构政策研究的一个主题。
但经常使很多研究者感到惊讶的是,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越深,就越难以回答民族主义研究中一个最基础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民族性在哪里?换句话说就是,中国民族主义正在高涨,但其载体是什么?人们所看到的是,随着快速的现代化和全球化,中国民族主义的载体也正在快速消失,因此也越来越没有民族性。
儒家文化保存在中国以外
所有民族主义都是其民族性的反映。在西方,由法国大革命开始的近代民族主义,可以说是更早时候开始的文艺复兴的产物。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国民族主义更是把近代民族主义推到了极端,变成了种族优越主义。在东方的日本,民族主义变成了军国主义。在历史上,民族主义曾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如推进了民族国家的发展,促进了专制政体向自由民主政体的转型,但极端的民族主义则给世界带来了大灾难。对民族主义的评价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任何共识,今后也不会有。
不管怎样,民族主义是民族性的反映。且不讨论其他地区,看看中国周边国家就可以明了这一点。日本是一个最热衷于向先进国家学习的民族。日本成为最发达的国家与其向他国学习分不开,但谁也否认不了日本民族主义的深层民族性。日本的汉字是从中国进口,但日本对此珍惜万分,保存得比中国本身还要好,并且视之为世界上最美丽的文字。在韩国的街头很难找到进口的外国车,并不是政府禁止人们使用外国车,而是自下而上的社会自觉。韩国人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称为&ld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危机&rdo;,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帮助韩国化解金融危机的同时把很多条件强加于韩国。韩国人自发地捐款帮助国家渡过危机的行动给世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实际上,在传统的儒家文化圈,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和越南等国家,传统儒家文化或者广义的中国文化都要比中国本身保存得好。当然,这些国家把传统文化视为是自己的,在本土化之后,加以精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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